第七讲 西学东渐

第七讲  西学东渐

本章教学重点提要：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邓玉函、艾儒略等人的活动，西学对中国的影响，影响西学在华传播的因素。（4课时）

一、历史、文化背景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期，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下（指南针的应用和改进，地圆说流行），联结欧亚、美洲的新航路开辟出来。与新航路开辟相伴随，欧洲殖民者展开了向东方的殖民扩张。

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上半期，。新航路开辟出来。1498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率船队绕过南非好望角首航印度卡里库特；

1492年，热那亚水手哥伦布开辟了北美航线；

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及伙伴环球航行。

新航路的开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西方被新航路联结在一起，世界的两极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世界佛教联结起来，东西方文化新的冲突和融汇成为历史的必然。

与新航路开辟相伴随，欧洲殖民者展开了东方的殖民扩张。

葡萄牙人：占邻了马六甲（1511年）；澳门（濠镜澳，1553——1557年）。

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16世纪中叶）；占领台湾鸡笼、淡水等地（1626——1642）

新航路的开辟，对东西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东西方被新航路联结在一起，世界的两极，即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佛教世界，也联结在一起了；东西方文化新的接触冲突和交融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个时期科技的进步，如罗盘的普及运用，航海技术的进步，印刷术的进步；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引起罗马教廷和整个旧教的惶恐。在此关头，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Societas Jesu）成立（1540年9月27日成立，创建者是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Zgnatius de Logola），起而与新教相抗衡。为了壮大旧教势力，天主教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等教派纷纷从海路到中国等亚洲国家传教，其中以耶稣会士为主。在这些来华传教的教团中，耶稣会因其有严密的组织，并依靠会士们的坚忍不拔和多才多艺而使该教团较早打开了局面。

最早来华的传教士大概要算耶稣士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isco Xaxier, 1506—1552年西班牙人）。他于1552年4月由印度果阿（卧亚）出发，8月抵达广州珠江口上川岛。因明朝海禁申严，他居离该岛不得上岸（离广州仅30海里），12月20日夜，他在该岛的一个茅棚中去世。

1580——1583年上半年，罗明坚（1542——1607，意大利人）从澳门到广州小住三次。1583年9月，罗明坚与利玛窦（Matthaeus Ricci，1552—1610年，意籍）进入肇庆。不久，罗明坚回到澳门，利玛窦则在此地居留下来，并建起教堂，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居住的耶稣会士。

自1581—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另有127人在赴华途中去世），多明我会士共48人，方济各会士56人，奥斯丁会士17人，另有不入会教士30人，总计400人。[95]从1552年到1795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去世，有姓名可考的到过中国中的耶稣会士就达800人左右。[96]

传教士东来中国逐渐传播西学的过程，史称西学东渐。西学东渐的开创者是耶稣会士利玛窦。

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中国文明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并扩大影响是很不容易的。为了传教，来华传教士一方面致力于学习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寻求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契机和结合点；另一方面，他们向中国人介绍西洋学术，以学术为媒介接近中国士大夫，并以此征得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传教士成为这个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使者。

从利玛窦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有专长的中国学者协助下翻译，介绍西洋学术（西学），开展了空前规模的传播西洋文化的工作。与此同时，耶稣会士还从西欧输入几千部西文著作于中国。仅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法国人，1610年来华）就从西欧各国募集了7000多部西文著作传入中国。（1614年，金尼阁返罗马向教皇汇报教务。1620年，他再度来中国。）[97]

来华传教士基本都沿袭利玛窦的做法，一边翻译天主教著作，传播天主教义，一边翻译西学著作以此作为传教工具。这从他们翻译、编辑的著作书目中可以充分反映出来。

从1583——1664年，来华传教士共印天主教书籍131种，算书100种，学术及伦理、物理书55种。（沈福伟书，P374）

从1581——1664年，来华耶稣会士共82人，共付洗教徒24万6千人。[98]耶稣会士传播的西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

1．佛朗机炮的使用和仿制

明代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首先是应用技术，应用技术中尤以军事技术、新式火器的应用和制造，最先受到注意。

1517年开始，葡萄牙人使用新式火炮在中国东南沿海骚扰，当时葡船（火力极强，所向无敌，号称蜈蚣船，每船置火铳三十四个）装备的铜铳，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射程达百余丈，并用铁铅为铳弹，铳弹大者八斤。

当时的形势迫使广东海防官员改进武器，仿造葡船装备的西洋新式火炮。1520——1521年，广东官员利用葡船上的华人杨三、戴明等人仿造佛朗机炮。接着，还把缴获的葡萄牙船上的佛朗机炮用于守卫边城。

1523年（嘉靖二年），明朝在造大样佛朗机三十二副，长二尺八寸五分，重七十斤以上，射程达五、六里，用于城堡；1528年又造小样佛朗机四千副，重二十斤以下，射程为六百步，用于墩台。1530年后，佛朗机铳已在北方用于边防，五里一墩，十里一堡，防守严密。

后来，小型火铳演变为一种比佛朗机、鸟铳更简易的夹把枪，或叫快枪，戚继光军队中也曾使用过这种快枪（《练兵实纪》卷二）。但北方对葡式大型铳炮的铸造，到明朝隆庆（1567——1572）年间便已失传。明末，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为明朝铸造西式铳、炮。满清在1631年也开始仿造西式大炮，重达3000多斤。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人，1659年来华）曾为清朝铸造过铳炮。

西式铳炮的使用，使军事技术有所革新，冷兵器为热兵器所取代的趋势开始了。明末，一些中国人开始编译欧洲火器、军事著作，主要有：赵士桢《神器谱》；孙元化《西洋神机》二卷；张焘、孙学诗《西洋火攻图》。

汤若望《火攻挈要》，南怀仁《神威图说》是清初耶稣会教士所作关于制造西式火器（包括铳、炮、弹、火罐、地雷、制火药等），使用西式火器和铳炮战术理论的重要军事著作，前书刻印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后书刻印于1681年。此后，我国没有在这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提高。

2．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在机械工程学中水利科学关系到国计民生，首先受到重视。

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 1575—1620年，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经利玛窦介绍而结识了工程学的精华，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1612年该书在北京刊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1633年）六十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采《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该书是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

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 Terrenz, 1576—1630年，瑞士人，1621年来华）与中国学者王徵（同“征”），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简称《奇器图说》）3卷，是明代流入中国的七千部西书中最早译成汉文的，也是最早翻译过来的系统机械工程学和力学著作。该书介绍了物理学中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等原理，以及简单的机械制造。1627年该书在北京刊印。

汤若望著的《远镜说》，是西洋光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书。

王徵（1571—1644，陕西泾阳人）是中国最早根据西方机械原理设计、制造各种新式机械之人。王微最初与庞迪我交友，并于1605年入天主教。[99]他发明了虹吸、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运重机（搬吊起7000多斤重物），龙尾车、生火机（生火机不用火而可以万炮齐发）、千步弩。王徵最初与庞迪我交友，约于1605年入天主教。

王徵之后，方以智、黄履庄继续研究西方物理学。1644年，方以智著《物理小识》十二卷，每卷都采纳西方科学理论，其根据大多出于《天学初函》及各种传教士著作。

黄履庄（1656年——？）在28岁时，就仿造和发明了新式机械27种，其中有传自西欧的显微镜、千里镜、取火镜、瑞光镜（灯塔）、自动戏（仿西方八音钟）、龙尾乐等，还发明了可测量体温和气温的“验冷热器”，预报阴晴和测量湿度的“验燥热器”等等。

3．天文历算学

利玛窦1607年著《乾坤体义》一书，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地心说）。此外。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人还相继协助李之藻修改历法，运用西方数学知识以及比较精密的天文仪器，于1634年完成《崇祯历书》（又说103卷，或说97卷），比中国以往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准确。

《崇祯历书》完成后，新历法由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明王朝的衰亡，实际上并没有实行。清初，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人，1622年来华）将此新历法献给顺治皇帝，1645年，清朝颁行此历，称为《时宪历》。《时宪历》正式采用“定气”（以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推算节气的一种方法），完成我国历法史上第5次改革。

《崇祯历书》系统的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原理和测量方法，但对天文学中的“西法”，传播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 1564——1601年）在1582年主张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体系，它与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刻卜勒（1571——1630）的日心说处于对立的地位。

1678年，南怀仁、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意大利人）根据汤若望编译的历书和二百恒年表，推算到千年以后，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从此通用西历。

罗雅谷（1593——1638年）是第一个指名介绍伽利略学说，但由于教会对日心地动说的反对，罗雅谷在《五纬历指》卷八中只举出了加里类（伽利略的最早译名）关于星体发光本质的论说。

汤若望充分肯定了并赞扬了伽利略在天文观测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天文望远镜的引进和仿制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并没有介绍伽利略等人的日心说。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年）才明确介绍了日心说，明确地论述了哥白尼体系。其时在1767年，当时刊印《坤舆全图》，附有《坤舆图说》，介绍了哥白尼学说。这时距《天体运行》发表已200多年了。

4．数学

利玛窦在北京时，与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全书共15卷）（1603——1607年五月），与李之藻合作译编了《同文算指》。

《几何原本》是当时流行欧洲的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系统著作。中国古代的几何学，只有平面图面积，内外切圆、平行线等理论，表述方式也不甚精密。而充分公理化的《几何原本》则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并完善了表述方式，在这个译本中，还第一次确定了点，线、角等数学术语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并影响日本，朝鲜等东方国家。该书译文文字非常优美。

利玛窦自述说（1605.5.10向罗马的报告），用数学来笼络中国人心，以利宣教。因此，他仅译《几何原本》前6卷，虽经徐光启再三之请，坚辞不再续译。《几何原本》后9卷的翻译，直到1856年由李善兰和经营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完成。

利玛窦死后，朝廷为是否赐葬的问题争论不休，最后是内阁首辅叶向高一锤定音：仅以《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赐葬利玛窦于北京。正是由于此书，使他得以在北京车公庄获得了一席葬身之地。[100]《几何原本》一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同文算指》是介绍欧洲笔算的第一部著作，主要依据罗马神学院数学家克拉维斯（Clavius）《实用算术概论》（1585年成书）和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编译而成，刊印于1614年。中西算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汇合成一股潮流，传入了比中国固有的“筹算”和“珠算”更为便捷的西洋笔算法，并首次介绍了“验算”方法（如“以减试加”，“以除试乘”等等）。这正是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所缺少的。

中国数学家梅谷成、明安图等接受康熙之命，于1721年编成《数理精蕴》53卷，1723年（雍正元年）刊印问世。该书是西洋数学传入中国后集大成之作。该书出版后，掀起了乾、嘉时期中国数学研究的高潮，涌现出一批学有创见的中国数学家。该书介绍了西方代数学、三次方程求根法，对数计算法，并列有对数表。

5．地理学与地图的测绘

利玛窦一到广东肇庆，就开始用西法绘制世界地图，1584年，地图绘编成，题名《山海舆地全图》，于1584——1604年间，先后在肇庆、苏州、南京、武昌、北京、贵州等地刻印，一共刻印了七次，流传极广。其中，1602年在北京由李之藻刊刻时，更名为《坤舆万国全图》。

利玛窦的地图介绍了世界五大洲说：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蜡泥加（指南极地方）。他的地图还介绍了地圆说，还形象地介绍了东西两半球划分及寒温热五带的划分。许多地名、国名都靠利氏地图传入中国，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罗巴、亚墨（美）利加、罗马、加拿大、古巴、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南极，赤道、南极圈、北极圈等。

利玛窦以后，在华耶稣会士如艾儒略（《万国全图》），毕方济（《坤舆全图》）、南怀仁（《坤舆全图》）、蒋友仁（《坤舆全图》）等也绘有世界地图。南怀仁的地图中已增绘澳大利亚洲。

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 1582—1649年，于1613年进入中国内地）编订了《职方外纪》5卷，于1623年刊印。该书系统介绍了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并作图解释。它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人文地理的专书。

艾儒略还著有《西方答问》2卷，1637年刻印，分条介绍西方风土。1668年因康熙要了解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南怀仁节录《西方答问》，编成《御览西方要纪》，流传极广。

耶稣会士传播的地理知识，有助于中国人突破原有的地域视野，形成比较开阔的世界观念。在此之前，中国关于外域的知识，至多仅及东非、北非、东欧、西欧，经利玛窦介绍，才知道了南非、南北美洲和南极洲。传教士带来的“地圆学”惊醒了长期沉迷于“天圆地方说”之中的中国人。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刘献廷所指出的：“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之。”[101]

18世纪初，在康熙（1662——1722年在位）的主持下，清廷聘用西方传教士（主要是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102]雷孝思和杜德美）完成了全国地图的测绘，而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或尚未完成，或者甚至还未着手进行。

此图测绘始于1707年十二月，在1718年最后绘成，共32幅，总称《皇舆全览图》，或《皇舆全图》，并木刻刊行。该地图总括了关内十五省和关外满、蒙、朝鲜等地，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的制图，也是最精确的地图，奠定了中国地图三角测量法的基础。许多中国学者（如何国栋）也参与了这项大事业。此图所绘，西到西经40多度，北到北纬55度。

乾隆时，1756——1761年，中国学者又与西方传教士测绘地图，由传教士蒋友仁总编而成，名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地图》，1761年由蒋友仁负责制成铜版刊印100份。这份地图实际上是亚洲大陆地图，西到西经90多度，北至北纬80度，全图所尽地域，北抵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及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

地图的绘制，对于了解中国西北边疆以及亚洲大陆的军事、外交、外贸和交通等问题，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沙俄不断地向亚洲扩张之际，这些地图的重要意义尤为突出。

6．生物学和医学

西洋生物学知识最初见于中文著作中的是《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该书于1593年仲春原刊于民希蜡（马尼拉），译自西班牙文《自然法的修正与改进》。该书第1—3章宣扬天主教义，第四章论地理，第5——7章介绍生物学知识，第8、9章则与医药有关的知识。

西洋医学理论初期传入时，大都只是传教士宣教进附带论及，而西洋医学专著传入，以邓玉函撰《泰西人身说概》为最早。该书计二卷。由中国毕拱辰（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所译，1643年译成。该书还是最早传入的西洋解剖生理学论著，对中国医学界有较大影响（如乾嘉名医王清任）。

与西方生理解剖知识传入的同时，西药知识也传入。熊三拔（Sabbathino de Ursis, 1575——1620年，意籍）所著《药露说》一卷（1618年），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专书。

康熙年间，在康熙皇帝授命下，传教士白晋、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55——1741年，任巴黎学士院驻中国通讯员）译成《人体血液循环和但尼斯的新发现》九卷，有抄本流传于北京，未见有刻印本。

康熙年间，西医、西药已进入实用阶段，西方传教士曾充任御医。1693年康熙患疟疾，传教士洪若翰、白晋等用金鸡纳（1638年在秘鲁发现该药）给予治疗，显出奇效。

至于医院，则明清之际仅限于澳门一地。

康熙年间，在西医西药不断显出新效的同时，出现了一批研究西方医学的中国医学家，其中以康熙时王宏翰、乾隆时王清任最有成就。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在语文学、论理学（哲学）、建筑、美术、音乐等方面，传教士都引进和介绍了许多西学知识并运用推广之，在明清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关于西学东渐的评价

综观耶稣会士传播的西洋学术，大都是中世纪末期欧洲流行的古典科学和近代技术，是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文艺复兴时代重新繁盛起来的学术之花。就中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水准而言，这些西洋学术是值得认真采纳的新鲜学问。同时，耶稣会士在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还不自觉地带来了某些近代科学方法，如实验的方法、数学语言的运用等等，带来了注重实验、注重逻辑思维的学术风尚，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使一部分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思想方式，致力于研究新问题，从而产生了一个与宋明理学大相径庭的，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的“西学派。”

传教士传播的西学，深刻影响了明末部分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人，使他们认识到在华夏文明之外也有相当优秀，先进的文明，并决心会通西学以求超胜，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与西方竞争的文化观念。此种观念对华夏中心主义无疑构成第一冲击波，成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论证其向西方学习的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之一。

从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各种科技知识来看，在天文学、数学和大地测量方面收到的成效比较大；从时间上看，以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内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最为活跃。这与封建朝廷颁布历法和扩大版图的需要，历局等机构的设置，以及封建帝王个人喜好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利玛窦晚年撰《基督教进入中国史》（中译本名《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此书中，他对中国做了文化上的深层次探讨。他把明朝中国描绘成一个文明鼎盛，象花园一样美丽宁静的帝国，把明帝国的政治描绘成理想的共和，更以赞美的口吻把孔夫子界定为可与柏拉图、塞尼加相提并论的大哲学家，把儒家学说说成是受自然理性指导，与基督教文明没有任何根本冲突的思想体系。他向欧洲“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见该书英译者序）。这些介绍不仅激起了稍后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和热情，而且为欧洲的启蒙学说提供了充满理性精神的思想资源，而尤有深意的是：他在客观上为当时一些野蛮好战的殖民者提供了一帖清醒剂。两个世纪后，当亲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美好描述被通商口岸的商人和领事们的粗暴诽谤所取代时，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便完全不同于利玛窦等的形象描述了：中国愚昧、落后、肮脏、冥顽不化，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只有充满活力，满载着历史变化的西方才能把中国从没有历史变化的不幸状态中拯救出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歪曲评价和侵略实践便因此而获得了神话般的正当性。由此看来，利玛窦那种不失夸张的中国形象至少是无害的，它激起了当时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无限想象和富有创造性的误读，大大有助于人类思想在和平、平等的交流中走向富有创造的相互借鉴和融会。

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二大高潮，一是晋唐间佛教、佛学的输入，二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应当说，中外文化的第二次交流高潮，就吸收外来科技知识及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