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佛教的传播与中国文化的嬗变(后续)

朱士行，俗姓朱，出家后仍以朱为姓，河南许昌人。曹魏甘露五年（260），他西行到于阗，得正品梵书“般若经”九十章，60余万言，这是一种印度西北方言的译本。282年，他派弟子弗如檀（法饶）等10人送往洛阳翻译，永兴元年（304）年译成定本，称“放光般若经”。朱士行则定居于阗，以80岁高龄去世。他是汉地僧人西行求法第一人。

一般即以朱士行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和尚，三国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印度僧人昙柯迦罗到洛阳，他请在洛阳的印度僧人担任戒师，按戒律授戒度僧，当时朱士行等授了戒。

（般若，般读bō，“般若”，梵语，意为“智慧”。）

②法显西行印度

在中国求法僧中，法显（约338——423年），是第一个历尽艰辛，越过葱岭，到印度巡礼，并取得大批佛典原本，又经险恶的海路返国的播道者。法显是一位前无古人，具有创业精神的大师。

法显，俗姓龚，晋平阳郡武阳（山西襄垣县）人。公元399年三月，他以60余岁高龄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出敦煌到鄯善，西渡流沙，沿丝路中路（即焉耆——龟兹——于阗），越葱岭到北印度、中印度，在印度巡礼求法6年，又到师子国（斯里兰卡）等地，于411年九月从师子国乘船归国，于412年七月十四日登上山东长广郡青州牢山（青岛崂山）南岸。他西行游历前后13年零4个月，总计经历34国。他后卒于荆州（湖北江陵县）辛寺（或作新诗）。

法显曾将出国时所见所闻写成《佛国记》（又作《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一书，为沟通中印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45]

③玄奘访印讲学

玄奘（596或600——664），俗姓陈名纬，河南缑氏（偃师人）。为了进一步探究瑜伽系统的经典，了解佛学真谛，他于公元627年八月[46]（又说是629年三月），从长安出发，不顾险阻，冒禁西行。玄奘在玉门关边10里处渡过瓠卢河（今疏勒河）；绕过玉门关。渡河后，停息时，随行胡人不敢带路，怕不得返，乃拔刀相向，欲加迫害。玄奘知其意，送给他一匹马，劳谢而别。玄奘孑然独行，在沙碛中摸索前进，走了80多里，才见第一烽（今白墩子），潜至烽下取水，被守卒发现，飞箭几乎射中膝盖，幸得校尉王祥的帮助，才得续行，又走了9天，其中5天4夜滴水未进，昏迷沙漠几乎气绝。得过路商队帮助，到达伊吾。高昌国王派使者到伊吾，迎接玄奘到高昌，强留40余日。玄奘坚辞，然后西行过焉耆、屈支（龟兹）、拜城到跋禄迦国（今新疆哈拉玉尔衮），向西北行，越过粟克托尔山隘（阿克苏河西支发源处“凌山”的山隘）、哈喇该尔山隘，西行到热海（伊塞克湖）的东头，然后循该湖北岸往西到到素叶（碎叶）城、呾逻斯城、白水城，再到赫时国（石国）都城（塔什干），到飒秣建（撒马尔罕），然后南下北印度、中印度。

玄奘在中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先是连续拜访了释迦常住之地逝多林给孤独园（今印度联合省巴尔拉姆普北），释迦父亲净饭王故宫（尼泊尔Talai境内）及其附近的释迦诞生地（拉普蒂河上游塔林村北2里），释迦涅槃的娑罗林（印度、尼泊尔交界处卡西亚城附近，存青皮白叶娑罗树8株），鹿野苑（贝拿勒斯北萨尔那特），释迦成道的菩提树（比哈尔省伽耶城附近），然后被那烂陀寺慕名迎去，不久又去王舍城（今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东北礼拜释迦说教50年的赛拉山（Sailagiri，即灵鹫峰）。[47]

玄奘在那烂陀寺先后住了7年左右，并主持佛学讲座，用印度话开讲经义，名扬全印。玄奘还受中印度国戒日王（606——647）之邀，在曲女城参加第六次无遮大会，并在辩论中获胜。与会者有18国国王和僧侣6000多人。

玄奘西行共游历了110个国家。其中，五印度（中、东、南、西、北印度）80国，玄奘游历了75国，

643年春，玄奘踏上归程，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到达长安。带回657部印度佛典。三月初一，住进长安弘福寿，组织规模宏大的佛经译场。他后来迁居大慈恩寺，一面译经，一面创教，创立慈恩宗。

慈恩宗又称法相宗、唯识宗，由玄奘开宗，实际创宗人是其弟子窥基（632—682）。玄奘门下有日本僧人道昭、智通；道昭初传慈恩宗到日本，成立了法相宗。在隋唐佛学的各个宗派中，慈恩宗被看作最接近于印度佛学的，这与玄奘的经历有关。[48]

646年七月，玄奘根据唐太宗的旨意，完成了他在中亚、印度的见闻录《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这部书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整理记录而成。该书详实、正确地记录了玄奘所游历的110个国家和传闻的28个国家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风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该书是研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后被译成法、英、日等国文字，影响极大。

647年，玄奘会同道士蔡晃、成英等30多人，把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同年，王玄策第2次出使印度，将《道德经》送给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

唐永徽三年（652年），玄奘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在长安（西安）大慈恩寺内建立大雁塔。

从645年三月到664年一月，前后19年，玄奘主持译场，共译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言。664年正月初一，他始译《大宝积经》仅几行，自觉气力不支而绝笔。二月五日午夜，一代大师圆寂在玉华寺。唐总章二年（669年），为迁葬玄奘遗骨，在今陕西长安县建立兴教寺，寺内今存玄奘舍利塔，内葬玄奘遗骨。在翻译史上，玄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他是一个最杰出的使者。他是大乘佛教的一代宗师。

④义净赴印求法（671年十一月——689年七月，同年十一月——695年夏）

唐代赴印求法高僧，晚于玄奘，而功绩也仅次于玄奘的是义净（635——713）。义净与法显、玄奘并列，合称三大求法僧。

义净俗姓张，字文明，范阳（今北京一带）人。偏治律宗。

公元671年，他从扬州到广州，十一月搭船南行，到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的巨港），又到南印度和中印度，在那烂陀寺研究佛学10年。为了征求纸墨，雇用抄写员，义净在689年七月由室利佛逝回广州（两地单程约20天），十一月又回到室利佛逝，抄写梵文佛经。695年仲夏，他回到洛阳，共得梵本经律论近三百部，五十万颂，舍利三百粒。

义净精通梵语，著有《梵语千字文》，是国内所编第一部梵文字书。又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唐代求法僧情况，以及东南亚和印度的佛教、地理、民间习俗和医方，成为唐代了解西域、南海各国的指南。

义净最大的功绩在于佛典的翻译，一生共译佛典61部，239卷。[49]义净对律宗的弘扬，也起了很大作用。

西行求法运动历时近800年。西行求法的高僧，据《历代求法翻经录》所举，西晋时有3人，代表人物朱士行，竺法护。东晋时，西行求法僧可考的有37人，著名的有鸠摩罗什，（344——409年，曾赴罽宾习小乘佛典）和法显。刘宋时（420——479年）有70多人，其中多数佚名，知名者16人。元魏、北齐、北周西行求法的有19人，知名者16人，著名的有惠生和宋云。以上共计不少于129人。隋代无西行求法者。

唐代僧人多从海上前往苏门答腊、印度和斯里兰卡，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列有60人。义净之后尚慧超、悟空前往印度。慧超从海路到中天竺，727年十一月回到龟兹。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往五竺国传》。[50] 悟空由陆路到迦毕试，留居迦湿弥罗多年。他的行记收在圆照《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等经记》中的《佛说十力经序》，是研究怛逻斯战役后葱岭东西形势的绝妙资料。悟空（公元790年二月回到长安）之后，唐代几乎没有西行求法者了。

会昌年灭佛以后，佛僧都仰赖寺院谋生，罕习经业。

宋朝初年，西行求法都由政府资遣。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是继业所参与的沙门行勤组织的157人的僧团（966——976年）。继业晚年隐居峨眉。1039年后，由于西夏阻道，伊斯兰势力入侵西北印度，中国西行求法运动便告中断了。

四、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因地域、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其影响有以下几点：

1．佛教对于中国文学及史学的影响

①切音：古汉语原无字母，而是象形文字，读音无法标出。佛教传入后，印度传教士设法以梵文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六朝时，翻译《华严经》等，开始萌芽产生切音方法，即以汉语某字起首字母和另一字的末尾字母（即声母和韵母），为一个字注音。到隋唐时期，切音学得以完成，成为中国语言学和文学的一部分。隋代陆法言撰《切韵》五卷，原书久佚。唐代孙愐撰《唐韵》。到了唐代，又由切音演变出等韵和三十字母（声母），宋代增加6字母，合为三十六字母。

②文法、文体等。

中国作文，向来只是神而明之，对于文章结构并不十分讲究，缺乏文法。佛教传入中国，起初是直译，或意译，均不甚恰当。到唐代，随着西行求法高僧日益增多，精通梵文的人也增多。于是，梵文文法也输入中国。梵文中“八啭声”（即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也传入中国。印度的因明学（逻辑学）和方法学传入，中国作家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写作，在表达思想方面变得比较清晰而合乎逻辑。

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造词方法。汉译佛经文笔的空灵，辞藻的美妙，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片新园地。

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使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境界以及语言、格调等方面都是示出新的精神面貌，能于玄言、山水、田园之外，推向“理趣”的新境界。《法华》、《维摩》、《百喻》等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变文（用文学手法表现佛经）、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在佛教著作影响下，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叙事诗和史诗。中国最早的叙事诗大概是作于南北朝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词》。（马鸣菩萨《佛所行赞》昙无谶译本，深深影响到叙事诗的产生。）

佛经中运用了大量的譬喻文学手法，故事的方式使人领悟到某一个道理，这对中国的文学和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故事甚至直接采自佛典。

东汉时期翻译的佛典譬喻文学，首推著名的诗集《法句经》，（维只难在224年译出）和东汉末年三国时期译成的《杂譬喻经》八十卷（支娄迦谶译）。胡适先生说《法华经》卷二是“世界文学里最美的寓言。”）

佛教还影响到中国小说传奇、杂记之文体以及语录体（白话文体）的产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归元镜》，讲净土宗之始未故事》）

佛典的翻译和佛教的传播，使汉语时出现了很多有关佛教的借词。近人统计，汉语《大藏经》中使用的外来语和专用名词多达35000条。经过长期的消化和容纳后，必然引起汉语语汇的扩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词汇，如世界、实际、平等、相对、绝对、刹那、清规戒律、律师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

③佛教信仰中有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好之说。佛教东传后，相好中的垂手过膝，立发委地，齿白如玉，自见其耳这些佛相，就被魏晋南北朝史家采用，写入正史。史家采取佛典的传说把帝王加以“佛”化或神化。佛典文学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影响之大，由此可以想象。

佛教的因果报应，善恶相报之说，也影响到史学家的史观和价值评判。

2．佛教对于中国艺术的影响。

①建筑

自佛教传入并逐渐在中国大地扎下根后，佛教的建筑艺术也逐渐对中国建筑样式和风格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房屋前后之布置，左右景观之点缀，寺院建筑之庄严、宏伟的样式，宝塔建筑，均受原始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

宝塔完全源自印度。在佛经传入以前，中国没有这类建筑。中国宝塔建筑，由印度的圆顶宝塔略加修改而成。它大大增加了我们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著名的宝塔有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佛教式的宝塔，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与道教、儒学伦理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镇妖、敬神的建筑样式。

②塑铸

塑，即泥塑；铸，即金铸，以金、铜等金属铸造佛像等。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流行图象雕像（如霍去病、汉武帝前石雕像），而缺少塑像。秦始皇兵马俑是罕见的例证。佛教传入后，泥塑佛像艺术也随之传入。公元3—4世纪，戴安道兄弟几人共同雕塑了一尊巨大的佛像，这尊佛像在当时非常著名。它可能是第一尊中国人自己塑的佛像。[51]

随着佛教的流行，中国人开始大量用金属铸造观音、弥勒佛像，以及寺院所用的钟、铜器等。

③绘画、雕刻

佛教传入后，佛教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和佛教题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绘画，雕刻艺术。这在丝绸之路各地发现的众多洞窟艺术中反映出来。

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早期的开凿于后秦（384—417）以及西秦（385—431）时期，其特征是造像雄健高大，佛像鼻高耳垂，眉细眼大，服饰内着僧祗支、外着半披肩袈裟，衣纹呈凸起均衡密褶（74、78、70、71、165窟）。

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最早的（16—20窟）建于北魏前期（452—493年间）。洛阳龙门石窟正式开凿于北魏宣武帝（483—515）时期。

犍陀罗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结合在一起，二者合二为一，到8世纪后期完全被中国传统民族艺术所融化，两者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产生出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也就是文化整合的过程。

自公元4世纪起，佛教开始对中国的绘画艺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两晋直到北宋的700年间，中国最佳的绘画均以佛像为画题。顾恺之（346—404年，《洛神赋图》）、吴道子（约686—760前后）和王维（699—759年、）李龙眠（11世纪人）都是以善绘佛像声誉卓著的。盛唐的吴道子被称为“画圣”，他吸收西域画派的晕染法，并于焦墨痕中别施彩色，使画面具有立体感。吴道子尤善画迎风轻举的衣服，号称“吴带当风”。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佛教版画是中国最早的版画。

佛教对于中国艺术之影响，还表现在音乐、戏剧等方面。如剧目《目连救母》（即《宝莲灯》）、《归元镜》，都与佛教信仰有关。

3．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是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自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丰富了研究的内容。从东汉末年到南宋时期，前后1000余年，是中国哲学思想大发展时期，而发展的主流是佛学。佛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汉化，促使佛学与中国玄学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相互渗透，最终导致了宋明理学的创立。

4．对宗教、伦理的影响

在宗教方面，佛教输入了新的观念，例如：许多新的神，灵魂的转生，及人死后生命的延续存在。

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人均以为人死如灯灭，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死后情形，皆不得而知。佛教传入后，中国人开始信三世，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并开始接受佛教的六道轮转说，相信因果报应，善恶相报。这些信念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一种行动准则和价值取向，加强了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伦理道德特点（如仁慈，重视人命等）。

佛教在心理结构和价值观的层面注入了宽容、平等和博爱等崭新的文化因素。中国原有伦理观念中，“爱有差等”，爱有严格的条件和等级，爱局限于人类。佛教则认为爱及众生，包括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并认为众生平等，人人皆能成佛。

佛教以其哲理、其祀奉众神及圣人的寺庙、其塑像、其庄严的礼拜礼式，其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其宇宙论、人生观及其精密的宗教仪规，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使原有的信仰，即道教和儒教受到很深的影响。

道教和佛教在许多方面是互为影响的。佛教著作的翻译，随意地使用道教的名词；道教的众神，亦为佛教所接受。不过，道教接受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道教给予佛教的影响。在公元3—5世纪，道教正在发展着一种礼拜仪式和教会组织形式以及教义著作的规范化。公元425年，道教著名人士寇谦之（365—448），创立北天师道场。他仿效佛教的组织形式和寺庙，在今山西大同建立了一所道观，这所道教寺院具有僧侣制度的教制规章，并规定礼拜和斋戒的仪规。道教模仿佛教的著作始于公元300年左右，当时有一位道教教士撰写了《老子化胡经》，企图证明佛教是道教的一种，并认为佛祖本是个道教徒，后来才改变其信仰的。

儒教受佛教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则更大。自春秋战国以来，儒家 的学问，多限于文字的订正和文学著作的评论。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随着佛学研究大盛，儒学研究也一变而为注重于内在的哲学意义的探讨。许多儒学名家通过研究佛学（尤其是禅宗）理论，而把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结合进儒教中，给传统的儒教以全新的解释。于是，在宋代，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等人就发展了一种新儒学派，该派自称为理学。新儒学派虽然仍以伦理道德问题为重，但也重视论辩“性”、“理”、“命”“心”“物”、“知”等论题，并重新研究儒家的《易经》。这些新儒学派无不深研佛学，并以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观点来研究儒学。他们深受禅宗的影响。禅宗“顾悟”一词，也被新儒学派用以表示真理的领悟。

随着新儒学的出现，佛教伦理也与儒教伦理密切结合。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伦理根本。而佛教讲五戒，两者相得益彰。不杀生，就是仁；不偷盗，就是义；不邪淫，就是礼；不妄语，就是信；不饮酒，就是智。

由于儒教和佛教的交融，一个典型的混合物，就是中国的所谓“居士”，这一名词是指那些过着佛教徒式的隐居生活而不出家为僧的儒教学者而言。

5．对科技的影响

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印度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683—727年）创《大衍历》，并测定子午线长度，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10余种。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文物。北京房山县石经山所藏“房山石经”，从隋朝大业年间（605—617年）开凿，直到明代，现存石经板4195块。房山石经是我国最早的石刻佛经。

五、关于《大藏经》（选讲）

《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

原指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意思。“经”是借用中国儒家对其重要典籍的称名，取其能纵贯统摄佛教各种教义的意思。《大藏经》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三藏经》。在隋唐以前，《大藏经》初称《众经》、《一切经》，亦称《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