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文章 |
第五讲 唐代中外文化汇聚
第五讲 唐代中外文化汇聚 本章教学重点提要：掌握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唐朝与中亚、阿拉伯、印度、拜占廷的交往，景教、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的东传，唐代输入的西亚、南亚科学知识，中国炼丹术的西传。（4—5课时）
一、概述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王朝。在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切典章制度亦已完备，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得到高度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在中西交通方面，唐代有三点值得注意： （1）．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沿袭前代，但支线增多，更加发达。绿洲之路，随着安西四镇（640年，龟兹、疏勒、于阗、焉耆或碎叶）的设置而一度空前早畅通，但后来由于吐蕃势力发展至葱岭东西和陇右、河西而大受阻隔。在绿洲之路遭到阻隔的情况下，草原之路又显得十分重要，这就从参天可汗道[52]延伸出了回鹘道（回鹘牙帐向西—阿尔泰山—庭州（吉木萨尔）。（788年回纥更称回鹘） （2）．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汉藏关系加强以后，中印藏道（又称吐蕃尼婆罗道，长安—甘肃—青海—吐蕃—小羊同—藏南的班尼巴—固蒂山口—尼婆罗）得到开辟。王玄策使印（第一次643年）走的就是这条陆道。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7世纪后期，这条通道已基本关闭。后来，经由南诏，唐人又与缅甸有了交道。 （3）．唐代的海上交通远胜前代。从8世纪下半叶起到9世纪70年代的百余年间，由于唐、室利佛逝和阿拉伯势力的强盛，东西海上交通得到大发展。中国海上船舶西行可越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直至波斯湾、红海。674—675年，达奚弘通从赤土（今马来半岛西部）出发，渡越印度洋，成为第一位有姓名可考的泛海西行、横渡印度洋的中国人。海上交通之路随之得到开辟。从8世纪中叶起，中国陶瓷经由海道开始大量外销。这条海上交通路线被称为陶瓷之路。陶瓷之路的兴起，是唐代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一大特色。。印度和斯里兰卡是当时海上中西交通的主要中继地。唐初赴印度的中国求法僧，走海路的已经多于走陆路的。阿拉伯船舶东航也能直抵海丰与广州。但是，从9世纪70年代起，由于广州与波斯湾都有战乱，双方的航运大受影响，贸易活动转而以室利佛逝治下的基拉（今马来半岛）为中介地 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和回纥在唐代中西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西突厥一度成为陆上中西交通的重要中介。658年，唐灭西突厥贺鲁，回纥商人逐渐在中西贸易中活跃起来。安史之乱平定后，唐与回纥（788年更名回鹘）的绢马贸易数量很大。唐朝势力正是在与突厥争夺西域的过程中，随着西突厥的足迹而向西开拓的。从公元658年起，中亚地区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列入中国唐朝版图。661年，唐高宗在中亚地区设立8个都督府，76州，110县，126军府，由安西都护府统辖。[53]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尽管这种统辖后来受到吐蕃和大食的破坏，但在中西关系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实际影响与观念变化。751年发生的怛逻斯战役，唐军战败，导致唐朝势力基本上退出葱岭以西，而中亚地区则不可逆转地逐渐走上伊斯兰化的道路。唐与波斯、东罗马的直接交往也中断。 中亚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见《新唐书·西域传》）是粟特人建立的地方诸政权。由于粟特人活动在中西交通要道上，粟特人在唐代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中西交通中起着突出的中介作用。进入8世纪以后，唐朝经由陆道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也常以粟特人为中介。 在科学技术的交流方面，唐代也远胜于前代。最主要的内容是炼丹术、造纸法、脉学和多种“神州上药”的西传；印度天文历算、医学、以及与本草有关的许多植物的传入。埃及的制陶业在突伦王朝时期（868—905）开始模仿中国陶瓷进行制造，接着，叙利亚、伊拉克开始仿造。不过，当时正在兴起的阿拉伯—伊斯兰科学技术尚未东传中土，这方面的活动还有待来日。 宗教的传入，在唐代显示既精深又多彩。佛教深入传播，中国佛教逐渐确立。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纷纷传入中国。从世界范围看，宗教是中世纪文化主要的和集中的表现形式，它又是十分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表现形态。唐代诸种宗教纷纷传入中国，并都找到立足之地，这可以说是世界中世纪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从这种普遍的容纳中，我们可以见到中华文化的博大气度。不过，佛教的大发展也引起了儒家非难；唐武宗时的“会昌法难”（842—845年）更是一次很大的灭佛运动，而且还打击了其他宗教。这反映了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冲突。 域外艺术的传入，在唐代也呈现绚丽多彩的景象。魏晋时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和波斯萨珊艺术，其影响直延至唐。同时，原来不彰显的中印度笈多艺术，到了唐代日益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被唐人消化吸收。十分明显的是，在佛画与佛塑上，笈多式的造型和手法渐趋主导地位。在绘画领域，凹凸法得到流传。不断有来自天竺和中亚的画师在中国作画成名，如康萨陀、尉迟乙僧等。异域画风对中国画家（如吴道玄等）有很大影响。唐时，胡乐、胡舞风靡长安和洛阳。中亚曹、米、唐、安等姓的中亚乐舞能手往往艺技独秀，名震唐土。百戏与娱乐的传入或推广也很多，如双陆（一种双人对弈的棋戏）、波罗毯和泼胡乞寒戏等。 概言之，唐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诸种文化的汇聚正是这个高峰突起的基本原因之一。
二、唐朝与中亚、西亚的交往 （一）中亚侨民和中亚文化影响 在唐代，移民定居于中国的外国人被称为“蕃胡”。 入唐的“蕃胡”包括突厥、回鹘、吐蕃、昭武九姓、波斯、阿拉伯、印度、高丽、新罗、日本以及昆仑奴等人，人数相当可观。其中来自中亚的侨民人数最多。 “昆仑”二字，为阿拉伯或波斯文Kara—n（Kan—Lan）的音译，其义为黑。昆仑奴是卷发黑肤的民族，他们往往是被强迫或诱拐为奴的人。不过，“昆仑”又并非单指某一个民族之人。 唐代中亚各族移居中国内地的人很多，他们对于宣扬中亚、印度、波斯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起了促进作用。 这些中亚侨民大致分属四种类型：一种是贵族子弟，他们或以使者身分流寓（居）河西、关中地区，或者入朝充当侍卫，久居长安；第二种是成批南移的突厥部族和中亚粟特地区的职业军人（即“柘羯”，波斯语tchakar音译，又译写作赫羯）；[54]第三种是由于经商往返于甘、凉和长安、洛阳的商胡，这类人在中亚侨民中居多数，由于经商而移居内地的中亚商人，以康国，安国人为最多；第四种是少数来华传教的僧侣，包括佛教、祆教和摩尼教徒，以及画师、乐工和舞伎。 这些为数众多的中亚侨民，在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上曾经叱咤风云，在经济生活上大显身手，在艺术领域里显赫一时。他们对唐朝的军事制度（柘羯的存在对唐朝实行募兵制有直接的影响），贸易往来、财政收入、艺术风格，乃至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教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些定居中国的中亚各国人士，也深受中国文物、典章制度的熏陶，因而多数成了汉化“蕃胡”的一部分。他们采用汉姓汉名，熟悉汉语、汉文，习用唐式衣冠，沿袭唐朝礼仪，与汉族女子通婚，死后竖立墓志。 中原文化中的城市建制、绘画风格等也对中亚各国有一定影响。 （二）唐朝与阿拉伯的交往， 1、关于“大食” 中国人最初大概是从波斯人那儿知道阿拉伯国家的。中古波斯语称阿拉伯为Tacīk（或作Tajik），源自阿拉伯部落名称Tayyi，中国人依从波斯人的习惯，把阿拉伯称为“大食”，或“大石”。[55] 公元651年，波斯萨珊王朝末王伊嗣俟（qí）被杀害，同年八月，大食使者初次来到长安。此后，直到公元798年，在148年时间中，进入长安的大食使节共有39次之多，其中在公元752年十二月到758年间，竟有十次大食使节入长安，公元753年一年之中，多达4次。显然，怛逻斯战役（公元751年七月）之后，阿拉伯新兴王朝阿拔斯朝（公元751年取代倭马亚朝）急于与唐朝改善关系。 两国关系的改善，从军事合作开始，随之而来的是贸易关系日益紧密，海上运输繁荣。 公元757—758年，唐朝征调的大食军队协助唐朝克复了长安和洛阳，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755年十一月至763年正月）。 8世纪以来，阿拉伯和中国分别依靠陆道和水路，维系着频繁的商业往来。 陆上队商不绝于道，往返于丝绸之路。来华的阿拉伯商人，相当一部分是波斯人。他们随身携带价值奇昂的珠宝和香药，成群结队来到甘陕一带，甚至深入四川，东下长江。 唐三彩中有很多随葬用的胡俑，这些胡俑大多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折领衣，或抱西域乐器，或牵引驼马，生动地刻划出他们风尘仆仆奔波于沙漠、山岭和丘陵之间，为中国和阿拉伯、波斯经济、文化的繁荣而辛劳跋涉。 中国与阿拉伯、波斯之间的海上贸易通道也日益繁忙。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从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海峡北上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州。这些来华的波斯船大都是从阿曼的苏哈尔或波斯湾北岸的西拉夫起航，沿着印度西海岸，绕过马来半岛，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当时，中国东南的广州，明州（今宁波）、江都（今扬州）是三大对外贸易港口。由于广州外贸兴盛，唐朝廷就在广州派驻宦官，称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和外商。[56] 在中国，波斯、大食商人主要侨居在广州和扬州。 中国帆船也远航到波斯湾等地。这些船长20丈，载重五六百吨。 当时，通过海路运到中国的货物主要有南海和印度洋各地盛产的香药、犀牙、玳瑁、珍珠、珊瑚、棉布以及各种玻璃制品；运出的货物以丝绸、陶瓷（主要是青瓷）、铜 、铁、麝香、大黄为主，甚至还有纸张、葛布和琉璃珠。 （三）拜占廷的对华关系 拜占廷在唐朝史籍中译称拂菻，是承袭北朝的称呼。玄奘《大唐西域记》作“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 “拂菻”之名，在西晋时出现，见诸于文字，初次出现在《前凉录》[57]。当时以拂菻之名称罗马帝国（主要指称东罗马帝国）。[58] 沈福伟认为，拂菻是拜占廷人对罗马新都君士坦丁堡的通称πσλιυ（首都），源自君士坦丁堡的简称πσλιξ( polin，意即城)。拂菻古读无轻唇音，重唇音与πσλιξ（polin）相合，南方的东晋便译作蒲林。[59] 韩儒林先生考曰，唐代西北方言读拂菻为P‘urlim，源自突厥文“阙特勤碑”文中的Purum一字，而不是源自polin 。[60] 《魏书》卷五、卷六，又把拂菻记为“普岚”；在《北史》卷九七中又译作伏卢尼，伏卢尼（Fromī）和普岚（Frōm）都是波斯人对拜占廷人的称呼。普岚一名大约经过口厌哒人之口从突厥语中转译（突厥语中无f音）。《北史》中的伏卢尼就是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城。 在东晋穆帝（345—361年）时，罗马使者已从陆路到达东晋都城建康。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司马丕又派使者回访蒲林。这是中国和拜占廷的第一次使节来往。 公元456年，普岚使者访问北魏，[61]从此开始了中国与拜占廷的大规模直接贸易。地中海滨的安提阿克城是中国和拜占廷贸易的中心，也是当时中国队商到达的最西贸易站。丝路的西端在南北朝时期通过安提阿克伸向拜占廷。[62] 拜占廷与唐朝的正式外交往来，始于贞观十七年（643年）。从公元643年拜占廷第一次派使者到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到742年最后一次使节到达中国，拜占廷共派使者7次（643、667、701、711年各1次，719年2次，742年五月1次），其中至少有3次通过基督教徒（当时称为大德僧）和唐朝进行官方接触（643，719年第二次，742年）。 当时，阿拉伯兴起，7世纪30年代，拜占廷所属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相继陷入阿拉伯人之手。阿拉伯人不断进攻拜占廷，拜占廷年年不得安宁。为了得到中国的支持，与席卷中亚、西亚的穆斯林相抗争，所以拜占廷国王多次遗使唐朝，并献赤玻璃，狮子等物。 唐朝对拜占廷使者总是待以厚礼，并回赠绫绮等，还修国书答慰，但对他们的请求，难以给予实际的援助。 阿拔斯朝建立（751年）后，中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唐朝势力逐渐退出中亚。于是，拜占廷也不再向中国派出使者求援了。 唐朝和拜占廷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波斯人、犹太人和可萨突厥人中介实现的。尤其是可萨突厥人的作用更大。 可萨突厥人是由中国北方西迁的突厥族的支系，居住在里海和黑海之间（可萨王国在640—960年间处于全盛时期）。可萨人懂中国话，并且奉行中国宫廷礼仪，在中国和拜占廷的关系上，他们充当了居间联络的角色。在这个时期，他们还促进了四川的深钻技术传到欧洲阿图瓦，促使中亚地区的弓弩第二次西传到欧洲。伏尔加河下游三角洲在9——10世纪栽培过水稻，这大概也是可萨人从东方传过去的。
三、唐和南亚各国的交往 （一）中印藏道的开辟 中印交通道路很多，唐初主要交通线，依道宣（律宗南山派创始人）所著《释迦方志》卷41所记，共有三道：北道，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出葱岭，经撒马尔罕南越铁门入吐火罗，顺喀布尔河进入北印度；中道，由敦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葱岭，经昆都士南入北印度，此道还有克什米尔一线作为支线；东道，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西藏）、尼泊尔，再到中印度，称为“吐蕃尼婆罗道”，通称为中印藏道。三道之中，东道最近，是唐朝初年新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形成于公元639—641年。[63] 中印藏道介于中印缅道和雪山道（于阗—塔什库尔干—出明铁盖山口，越过帕米尔—沿喷赤河上游西行—昆都士，或到巴尔克—向南转到旁遮普。至晚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已经开通。即上述中印交通道路的中道），在唐初一度成为中印交通的主要通道。 中印藏道开通以后，中国西藏与印度的文化交往和经济贸易往来随之密切起来。 （二）王玄策三次使印 唐初一百多年里，中印关系密切，不但佛教僧侣往来不绝，而且官方使节也常有往返。公元641年，中天竺摩揭陀国国王尸罗逸多（即戒日王，Harsha Sīlāditya）派使者到长安，两国有了外交联系。668年，五天竺国（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都遣使者与唐通好。691年，五天竺国再次同时遣使者到长安与唐朝联络。 中国使者也经常出入印度，著名的有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印度。[64] 王玄策（ ）原是融州黄水县（ ）县令。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三月，唐朝派使团22人出使印度，李仪（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由吐蕃、泥（尼）婆罗（尼泊尔）入印度，同年十二月到达中印度的摩揭陀国。645年正月——二月，他们在王舍城（今拉杰吉尔）东北耆阇崛山凿石为铭，又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odhi）寺（今加雅城南郊）。李仪表还曾到东天竺迦摩缕波国（孟加拉北部和阿萨姆）。该国国王童子王要求唐朝将道教经籍译成梵文送给他们。约在646年，他们回到长安，带回临摹的弥勒像。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王玄策担任正使，第二次出使印度，取道吐蕃入中印度。这次出使，王玄策把梵文本《道德经》送给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国王童子王（Kumāra，又译尸鸠摩）。从此，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后来，这种道教礼拜仪式还曾传入恒河流域。648年，王玄策回到长安。 657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仍取道吐蕃，泥婆罗，到婆栗阇国（Vrjjl）。660年十月一日启程返回，走迦毕试（罽宾，即喀布尔）道，并从迦毕试古王寺取佛顶骨一片，于661年春回到长安，把佛顶骨供养在宫内。回国后又根据摩诃菩提寺弥勒图像在敬爱寺由工匠张寿、宋朝塑像，王玄策指挥李安在佛塑像上贴金。他著有《中天竺国行记》10卷，今仅存片断。 王玄策三次使印，联络了中印度、东印度、迦毕试和尼泊尔等国，向印度诸国传播了道教的基本理伦和礼仪，加深了长安佛教艺术的造诣，为弘扬国威、交流文化、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作出了贡献。 （三）与尼泊尔的通使 最早访问尼泊尔的中国人是法显。他于公元406年由印度进入尼泊尔南部，朝拜了释迦牟尼诞生地蓝毗尼园和涅槃处的娑罗林。 玄奘西行也曾到过尼泊尔。 王玄策第二次使印，第二次途经尼泊尔。于是尼泊尔王那陵提婆就派使者到长安，向唐太宗赠送菠棱、酢（cù）菜、浑提葱等礼物，菠棱就是菠菜。菠菜、酢菜都由尼泊尔首次输入中国。 直到北宋，尼泊尔一直是中印交通上的出入孔道。中、尼两国政府和人民时有来往。
（四）求法高僧促进了中国与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详见第四讲）
四、西亚宗教在中国的流传 （一） 祆（xian）教 祆教在公元前6世纪初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立，伊朗称之为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生卒约前628—前551年，在古波斯语中写作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htra）,意为“老骆驼”。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最高神叫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因此该教又被称为马兹（资）达教。因为该教崇火，拜占廷人因此称之为拜火教。该教的特点是，不塑神像、不建神庙，崇拜火。该教对后来基督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琐罗亚斯德的生平及教训之记录，以后成为该教的圣书，称之为《阿维斯陀》。） 公元前6世纪后期大流士一世定该教为波斯帝国国教；公元226年，波斯萨珊王朝（226—651年，首都泰西封）也以拜火教为国教。中亚各国都崇信此教。 南北朝时期，拜火教传入中国。称之为祆教、火祆教或拜火教。 公元516年，信奉天神、火神的滑国（昆都士）使者到建康，与梁朝通使；518年波斯国通使于北魏，中国才知道波斯和滑国都崇信天神、火神。北魏灵太后时（516—527年）废罢诸教，独信胡天神，将马资达教奉为国教。北齐、北周继续崇信拜火教。 隋唐时期，祆教开始流传，6——7世纪之际，祆教已经先后传入焉耆、高昌、疏勒、于阗。隋朝设置萨保之职，对移居内地的中亚祆教徒进行管理。“萨保”，出自突厥文，意思是队商首领。隋代，长安、洛阳以及许多州府都设有萨保，由信拜火教的中亚侨民充任。 唐代长安城中有祆祠共有5处，即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其中，布政坊祆祠建于621年，时间最早，并置萨保之官职，视为正五品。洛阳、凉州（甘肃武威）等地也建有祆祠，并置萨保或祆正管理。按规定，中亚侨民每年可定时在祆祠祭奉，但禁止汉人进祠祈祭。因此，祆教在中国各地民众中流传不广。 845年（会昌五年），唐武宗采道士赵归真建议，罢黜佛教，外来的祆教也同被禁灭。当时，祆教、景教和摩尼教教徒还俗的共3000多人。[65]尽管如此，祆教仍继续存在，尤其在中国西北地区。高昌、于阗在11世纪时尚有祆教寺庙。 （二）景教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在唐代称为景教。3~4世纪，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3世纪末罗马作家安诺比斯的《斥异端》（Adversus Gentes Ⅱ，12）列举耶稣福音已传至中国、印度等地，新疆米兰挂有基督教壁画的寺院大约是中国最早的教堂。[66] 5世纪初期，叙利亚聂斯脱留斯（Nestorius,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创立聂斯脱里派，公元435年他与他的信徒被驱逐到波斯，在波斯建立该派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教义。在中亚地区，公元411—415年，成立了赫拉特大主教区；503—520年，成立了撒马尔罕大主教区。这些教区都曾兼管中国教区的传教。 在5—6世纪之际，聂斯脱里派就深入中国内地，在洛阳正式传教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4有所记载。当时，称景教徒为“大秦沙门”，尚无“景教”之名。这儿的“大秦沙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