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东学西渐（16——18世纪）

第八讲  东学西渐（16——18世纪）

本章教学重点提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的历史背景，耶稣会士介绍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16—18世纪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欧社会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2课时）

一、文化背景

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欧洲各国除英国和荷兰以外，大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成长起来。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和殖民扩张时期。

在中国，16——18世纪，正值明末清初之际。在政治上，明朝统治者所关的是如何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而清朝初统治者则为了统治汉族，不惜汉化，表现出吸收各种文化的气魄，但这种吸收以有利于其统治为前提，另一方面，清朝乾隆皇帝（1774——1793）等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

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由空疏务虚变为务实，充分表现在经世思想和注重科技上。学术思想突破了理学自我封闭的束缚。在欧洲耶稣会士尚未入华前，中国统治思想营垒里就分化出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王阳明1472——1528）的“王学”，他提出“致良知”口号。王学藐视宋代以来的礼教传统，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

1405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海口。但是，这一壮举并没有产生欧洲地理大发现那样的后果。16——18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总水平不落后于、甚至先进于当时的欧洲诸国，但是中国社会条件不可能产生笛卡儿、培根那样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宋明理学和强调内省工夫的学术风气，重实用、垂直觉、轻视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使明末清初的中国不可能象唐代大力吸收佛教文化那样去吸收西方基督教文明，更谈不上由此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异。

2．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

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东方的殖民扩张，天主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传教。

葡萄牙强占澳门（濠镜澳，1553——1557年）不久，耶稣会学校就会在澳门成立。

1619年起，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进入台湾传教。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是耶稣会（Societas Jesu）创办人之一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sois Xavier1506——1552年，西班牙籍）。1552年8月，他到达离广州仅30海里的上川岛。由于明朝海禁申严，他只得在岛上居留，12月20日夜，他死于该岛。

从1552年到1795年清高宗（乾隆皇帝）去世，来华的耶稣会士一般说有450人，但实际上有姓名可考的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大概达到800人左右。著名的有：

利窦玛（字泰西，Matteo Ricci, 1552——1610），意大利人，1583年进入广东）；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字道味，德籍）

柏应理（信末，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比籍）；

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比籍）。

与耶稣会同来东方传教的还有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奥古斯丁会。在这些教团中，耶稣会因有严密的组织，并依靠会士的坚忍不拔和多才多艺而使该会较早打开了局面。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

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的目的，致力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尽快找到接近中国士大夫阶层乃至中国君主的途径和方式，为顺利布道创造条件。他们一方面将欧洲科学著作之中既不违背天主教教义，又适应于中国的某些篇章译为汉语，另一方面利用他们的汉文文化修养，以书简、札记、日记、行记等形式源源不为向教廷和本国发回有关中国状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报告，介绍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形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风尚。在沟通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上，耶稣会士的功绩是巨大的。

1．儒家经典的翻译的西传

耶稣会士们为了从中国古籍中发掘涉及上天、上帝的资料和中国古代圣贤者尊天重道的言论，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首先翻译并介绍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春秋》；五经：《易》、《尚书》、《诗经》、《礼记》、《书经》），并撰写了大批关于中国儒家学说、孔子传略的著作。[106]这些耶稣会士著名的有：

柏应理（信末，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比籍），1687年，在巴黎刊印《中国哲学家孔子》。柏应理在1682年抵达罗马时，随身带有在华传教士的著作400多册，这些书被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中。

殷铎泽（觉斯，Prospero Intorcetta, 1629——1696，意籍），译《中庸》，译名《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巴黎1672年版。

卫方济（Franciscus Noel, 1651——1729，比籍），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和《中国哲学》一书，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

恩理格（性滔，Christian Herdtricht, 1625——1684，奥籍）；

郭崇仁（德施，Inacia da Costa, 1603——1666，葡籍）

他们所写的著作译作，木刻本刊于中国，活字排印本多刊于印度的果阿（卧亚）和法国巴黎。

这个时期耶稣会士介绍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

（1）                根据布道传教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做选择性的带倾向性的介绍来探讨，不是根据中国文化自身发展和本来面貌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2）                用孔孟之道来反对宋明理学，反对释老佛学。

（3）                他们基本上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相处，与中国人师友相处，既

没有与西方殖民者直接勾结，也没有干涉中国主权的劣迹。

17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法国政府派遣大批学有专长的传教来华，这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得到改观，传教士开始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天文、生物和医学进行了探讨。从此开始，法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西传的中转站。

1685年，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向中国派出了6位精选的耶稣会士前往北京的康熙宫廷，这六人都是卓越的数学家。其中有5人于1688年2月到达北京。

白晋（明元，Joachim Bouvet, 1656——1730），著《易经要旨》，《中法字典》、《中文研究法》

李明（复初，Louis-Daniel Le Comte, 1666——1727）；

张城（实斋，Jean-Fransois Gerbillon, 1654——1707）；

刘应（声闻，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

洪若翰（登，一作洪若时，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

这批御前数学家兼耶稣会士所负使命不限于传教，他们还奉命进行学术交流，研究中国文化，观察和记述中国情况，为刚刚建立的法国王家科学院（Institut de France）搜集中国史学，哲学著作和文艺书籍。他们调查和考察的学科，包括天文学、地理学、中国编年史、汉学研究、自然科学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

这批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张城参加了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和签约，并为康熙绘制了《皇舆新图》。洪若翰、刘应介绍西方医学，他们用金鸡纳霜为康熙皇帝治愈疟疾，于是康熙允准他们在北京建立北堂。白晋以研究《易经》著称，康熙鉴于他对《易》理颇有研究而对他十分器重。白晋通过书信把《易经》介绍了德国伟大学者莱布尼兹（G.W.Leibnitz，1646—1716）。李明兼通天文、地理、博物之学，他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状况作了细致深刻的描述，写了《中国现况新记》（巴黎：1697年版）。刘应对《易》、《诗》、《礼记》都有研究，著《易经概说》等。

通过耶稣会士的努力，一批批汉文典籍运到了法国凡尔赛宫，1697年，白晋返回法国搬取增援人力时，向路易十四呈递了康熙皇帝赠送的41部（共300卷）中国书籍。1700年，张诚绘制的《皇舆新图》、清内廷绘制的草木图册被送到法国。1722年，运到法国的中国书籍达4000种，这批书籍构成了今天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最早特藏，为19世纪法国的汉学兴旺打下了物质基础。

为了利用这批汉文资料，当时法国王家科学院院长让——保罗·比农（Jean-Paul Bignon）任命了一位由耶稣会士培养的，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福州人黄卡阿德（Arcade Houang）为法国国王的第一任官方翻译，黄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译述包括《中国训言选》、《中国学书》、《儒林外史》（选译）、《汉语关键词汇》、《中国历书》、《日用大全》等。他还在法国本土培养出第一批法国汉语人材，其中有著名的傅尔蒙（Arcade Fourmont，1683——1745）、弗勒雷（Nicolas Freret）以及后起之秀雷慕沙（Abel Remusat, 1788——1832）。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涌现出一大批署或不署名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著作，如《孔子道德论》、《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大禹与孔子》、《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玄法》、《自然法典——孔子之诗》、《孔子的道德观》、《中国的哲学》以及《中华全志》（又译为《中华帝国志》）（由法国耶稣会士Du Halde编纂，4卷，巴黎1735年版）等等。此外，耶稣会士重译了许多儒家经典和中国史书，钱德明（Jean J.—M. Amiot,1718——1793）等人翻译经书的质量与明末译本相比有较大进步。

杜赫德（J.B.du Halde）编纂的《中华帝国志》共四卷，1735年巴黎第一版；1736年英译本，1747年德译本，1774年俄译本。该书被尊为中国百科全书。该书（英译本改名为《中国通史》）第一卷记述了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研究政治、经济、经典和教育，并把《书经》、《诗经》节译文收入第二卷中；第三卷介绍宗教、道德、医药、博药等科目，着重介绍了中医学、译出了《脉经》（晋代王叔和著）、《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名医必录》、《医药汇录》等部分内容，列举了许多中医处方，还收录了《古文观止》和元曲《赵氏孤儿》全剧（纪天祥作）。《赵氏孤儿》是第一部译成外文的中国剧本；第四卷将满、蒙、西藏、朝鲜列入专门的研究。《中华帝国志》被译成多种文体，传遍整个欧洲，成为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和德、英文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

伏尔泰把《赵氏孤儿》改编成剧本《中国孤儿》，于1755年8月26日公演于巴黎。

1761年，在英国刊印第一部英译的中国小说《好逑传》。该书在1766年由署名M的法国人译成法文，慕尔（Murr）译成德文。

法国来华科学家，对于研究中国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绩，主要分属于天文、生物和医学方面。

1732年，苏洵业（E.Souciet）在巴黎编辑刊印了《中国天文学简史》（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作）。

1760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Martialus Cibot）曾研究过中国的地质、矿物、化学和动物、植物。他在《北京教士报告》（1776——1814年间刊印，共16册）第四册中论述了中国治疗天花的病理，巴多明在该册选译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著作《洗冤录》。

中国的外科手术引起了法国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注意。中国的长生术和气功疗法也是西方关心的项目。钱德明对道教的行气胎息十分重视，称之为“功夫”（Cong——fou）。

在这个时期，大批判制作精美的中国货物（丝织品、瓷器和漆器）输入欧洲，推动了18世纪前后的欧洲社会掀起崇尚中国古老文明的热潮。

2．16—18世纪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

（1）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它要承担者是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

（2）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双方，在西方传教士是主动的，而中国一方则是被动的，输进和输出的文化内容，主要是由传教士选择的。

（3）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以实用近利作为取舍西方文化的主要标准。

（4）清朝统治者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和态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的速度、频率和数量。

（5）这个时期文化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基本是平等的，交流双方彼此尊重主权。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欧社会的影响

（1）对社会风尚的影响

18世纪前后，欧洲社会掀起了崇尚中国古老文明的热潮。王公贵族竞相收藏和使用中国的织丝品、瓷器和漆器；乘坐中国式的轿子或轿子式的马车，成为一种时髦。以中国题材为内容或者以想象中的中国人物为主角的戏剧应运而生，身着中国服装的舞会风行欧洲大陆。

中国轿子在17世纪初便传入欧洲，1644年在法国已见之文献。法国的轿子和中国轿子不同的是，抬轿的人不用肩扛，而以手举，法语称之为“枱椅（Chaise a porter）。莫里哀的喜剧里经常出现这种“枱椅”，如《风流妇女》（1659年）。这种枱椅在德、奥一直流行，直到1861年，德国还保存着禁止仆役乘轿的法令。

中国折扇也在这时流行起来。17、18世纪，法国宫廷贵妇不论冬夏，都一定手持中国式绢制折叠扇，以代替16世纪时流行的羽毛扇。在建筑上也出现了借自中国的“格子扇”、“扇形气窗”、“扇形穹顶”。

中国皮影戏（Ombres Chinoises）在18世纪时传入欧洲。

（2）对建筑和艺术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建筑款式和绘画风格风靡一时，以形象纤细、色泽轻淡为基调的中国瓷器，甚至成为盛极一时的罗柯柯艺术的典型材料。

罗柯柯（Rococo 或Rocaille）风格流行于17、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罗柯柯本意为堆砌假山的石作，堆砌假山无疑是受到中国的影响。一时间，欧洲的庭园盛行堆砌假山，建筑、家具、壁纸、陈设上面的装饰无不以模拟山水、卷纹花草为基本纹样。罗柯柯风格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期（1710——1774）最为兴盛。罗柯柯风格在英、德也曾风靡一时。在意大利，某些典型的罗柯柯装饰被称为“耶稣会”式样（Jesuit style）；

1655年，联合省（今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团由扬·纽霍夫（Jan Nieuhof）率领，访问了中国。纽霍夫访华后提出并刊行了有关报告，报告中有多幅插图；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访问北京和热河的清廷，使团随员亚历山大（Willam Alexander）擅长绘画，他在访问过程中画出了不少图画；

耶稣会派来中国清朝宫廷充任西洋绘士的郎士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意籍人）、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 1702——1768，法籍，他为乾隆皇帝绘制《堆噶尔回部等部得胜图》，该图曾在法国雕制铜板并印刷）也画了不少图画。

以上这些图画一方面有助于西方更形象地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画技法在西方的传播。

（3）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耶稣会士译述中国儒家经典，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本意在于证明中国人之事天和敬奉上帝实际类似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信仰天主（Deus，“上帝”）。（利玛窦选择了“天主”一词来翻译Deus。）可是，这些出耶稣会士的手笔、或基于他们的译本和汇报而产生的著述，使人强烈感到其中某些内容类似于西方相当流行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耶稣会有关中国文化的介绍，尽管已作了删削加工，但还是帮助了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从另一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他们的观点的旁证。欧洲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决非起源于中国，也并未受到中国的影响而有多大变形；但是，欧洲的自然神论者确实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引进而深受鼓舞，从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和斗志。在他们的著作中，“天”的概念取代了基督教的“真主”。在宗教传统深远的欧洲，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宗教权威之外还有伦理道德的权威，而这种伦理道德的权威竟然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而是像中国那样来自所谓“理性”、“良知”，这真是一个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发现。中国的一整套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学说被移植到欧洲之后，竟然成了批判欧洲专制制度及其所依赖的宗教权威的武器，“他山之石”，助长了启蒙思潮的声势，这是耶稣会士的所预料不到的。以传播天主教义为职责的耶稣会士的活动，在客观上间接促使了启蒙运动的发展，这的确是文化交流史上饶有趣味的现象。

欧洲启蒙思想家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思想资料，受到过中国古代文明的启迪：

A、中国这个非基督世界的人类优秀文明的存在，对欧洲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动摇了基督创世的谬说并打破了欧洲文化至上的偏见，给以后反对中世界传统为已任的启蒙思想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思想家一直认为“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所谓“一个公教（基督教），一个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的观念长期以来束缚着人的思想。（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355—356，489页。）中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存在，打消了许多欧洲人的偏见，他们懂得了欧洲和基督教的相对性。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者莱布尼茨（1646——1716G.W.Leibnitz）就是看到了中国古老文明之后，第一位肯定了人类多元结构的欧洲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真名F.M.Aroue，1694——1778）盛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治理最好的国家。”他在《风俗论》中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是从中国开始的。耶稣基督世界和中国这一古老社会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中国的古老性动摇了基督教圣书中的年代学基础。（王德昭《服尔德（即伏尔泰）著作中所见之中国》，载《新亚学报》第9卷第2期。）

B、启蒙思想家的崇尚的“理性”和“自然法则”等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及儒家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给了以追求理性与智慧，反对愚昧与盲从为宗旨的启蒙运动巨大的精神鼓舞。

大量事实表明，启蒙运动所揭示的“理性”和“自然法则”，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伏尔泰在他创作的哲理小说中指出，中国的“理”或者“天”既是万物的来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的原因、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见《伏尔泰小说选》第31——32，204——204页）

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F.Quesnay, 1694——1774）指出，自然法则为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在所有国家中，唯有中国重视了自然法则。（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2页，1962年商务版）。

莱布尼茨的学生乌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国哲学兼数学家），曾以《论中国的实践哲学》为题发表演讲，颂扬孔子的道德说教和纯洁，指出孔子的训教是导致人的理性通过自身努力而无须靠神的启示即可取得道德真理的力量。重农学派所草拟的国立学校的计划，就是遵循乌尔夫的意愿，按照中国学校的蓝图进行的。

C、启蒙思想家大多是开明君主专制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根据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开明专制制度而极力将中国加以理想化，把中国历史上仁君之治的传统与清初盛时的大一统政府尊为楷模。他们借助于中国这个楷模，为他们实行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张大其军。

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向往开明君主制，把中国描绘成没有西方黑暗的教会和腐败的贵族阶级，由哲人贤者治理的、井然有序的唯理主义道德国家，欧洲的君主应当效法中国君主（如康熙皇帝）。

在这种唯中国为理性的情绪支配下，有的启蒙主义者公然声称，“欧洲政府当以中国为模范”，并主张以儒教代替基督教。

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Frangoiss.Quesnay, 1694——1774）在其名著《中国的专制制度》（1767年发表）一书中，竭力证明中国皇帝是“合法的专制君主”，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并对中国的重农主义和中国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盛赞不已。他还鼓励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藉田仪式，以示重视农业。魁奈因此被称为“西方孔夫子”。

D、在各种启蒙具体学说的形成过程中，启蒙者从中国古代的文物制度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二进制算术”，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宋儒理气宇宙观和《易经》及宋儒六十四卦圆图的启发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497页。）伏尔泰信奉的“自然神教”的思想基础，便是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魁奈、杜尔哥重农学派的基本理论，乃是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的积极因素。

直到18世纪上半期，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多有溢美之辞。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是16——18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基调。但这种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等为鼓吹理性主义、自然法则服务的做法，毕竟反映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是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成长和发育成熟的。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失实、失当的评价，也就必然要招来反驳的意见。

在一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声中，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de montesquieu,1686——1755）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这个专制国家的原则是令人畏惧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第一卷第8章，第三卷第19章。）

此后，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贬斥中国文化。代表人物有：

德国哲学家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