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两汉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后续)

公元前103年，李广利率领30万汉军攻打大宛，这种穿井引水的技术已经传到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列传》）

公元前64年，汉宣帝派大将辛武贤率大军在敦煌白龙堆之间穿卑鞮（di）侯井，通渠屯田。这种卑鞮侯井就是后来新疆的坎儿井。此后凿井开渠的技术在新疆各地加以推广。

（三）中国植物的西传

从中国传到中亚各地去的物产也有多种。

桃，原产于我国中原山区，其栽培历史不下3000余年。在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过桃核，在《诗经》、《尔雅》等古籍中对它不乏记述。约在公元2世纪传入印度。梵文中称桃为cinani (“支那来”)，这个名称到现代仍然通行。波斯的桃子也是自中国传入的。后来，桃又由波斯传到亚美尼亚、罗马等地。

我国是世界最早栽培杏的国家。《管子》说“五沃之土，其木多杏”。江苏徐州西汉霍墓出土杏核。杏自中国引入波斯，又从波斯传入亚美尼亚，自亚美尼亚传入希腊。所以在希腊语中。杏就被叫作“亚美尼亚苹果”了。

梨，在先秦古籍《庄子》、《韩非子》、《尔雅》中均有记载，实物曾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过。公元2世纪时，我国的梨西传至印度、波斯等地。梵文称梨为“支那王子”，明确地说明了其来源。

从中国传到波斯去的还有五谷中的高梁。中国的许多药材，如，大黄、黄连、莪术（e zhu ）生姜、肉桂等也传到了波斯和阿拉伯地区。[21]

 

三、汉朝与罗马的交往

    关于汉朝与罗马的交往，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罗马战俘城和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洛阳两个问题的讨论上。

    1940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德效骞（H．H．Dubs）在《通报》第36期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的一次军事接触》，[22]随后又加以补充，写成《古代中国境内的一座罗马城》一书。他从考察公元前53年罗马与安息的卡雷战役中的1万名罗马战俘的下落入手，依据《汉书·陈汤传》的记载，认为这些战俘中的一些人向东逃到都赖水畔的郅支城，并在公元前36年被汉将陈汤等俘虏了145人。这些罗马战俘后被安置在甘肃永昌地区一个特设的边境城市，该城根据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命名为“骊靬”。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23]中国学者沈福伟，[24]都采信了德效骞的研究成果。

自1989年始，“骊靬是否为罗马战俘城”这一学术问题，为许多报纸所渲染，并被认作是学术新发现。[25] \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莫任南《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认为，[26] 德效骞的考证“虽然详尽，然多穿凿附会”，以所谓操练“鱼鳞阵”法和城外筑木城之法为罗马人所独有而断言匈奴单于军队中有罗马士兵存在的观点，只不过是“猜测之辞”。

邢义田在《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一文中，[27] 通过文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如托勒密《地理学》）的再检讨，认为罗马俘虏在甘肃永昌县建骊靬城和罗马商团在公元100年抵洛阳这两件事例，都是基于浪漫联想多余坚实论据；罗马与汉朝中国仅有间接且间断的联系。

徐苹芳也认为，没有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直接交往的史料证据；中国境内出土的罗马遗物很少（仅在广州、扬州、洛阳有发现），不能说明罗马与汉朝中国有直接交往；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洛阳一事是“一件捏造的伪史”。[28]

关于汉朝与罗马帝国的交往，《后汉书·和帝纪》、古罗马推罗城地理学家马林（Marinus of Tyre）的《地理学导论》都记载了永和十二年（公元100年）一个罗马“使团”的中国之行。莫任南在其《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中认为，[29]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是年，蒙奇（马其顿）、兜勒（色雷斯）商人充任使节来华。杨共乐《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30] 也认定罗马商人于公元100—101年间到过中国洛阳。林梅村在《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3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成果，结合汉文史籍，认为该使团实际上是一支冒充罗马使者的商团，商团由马其顿巨商梅斯委托代理人组成；兜勒应对音为推罗（Tyre），而不是色雷斯；他还探讨了该商团入华时间和详细的旅程。

   

 

四、文化交流对两汉社会的影响

1．推动了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仅举两例：①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一方面促进了汉代丝织业和丝织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汉王朝和汉代民间百姓的经济收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罗马帝国黄金曾大量流入中国.对外贸易还促进了汉代国内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②自张骞通西域后，两汉朝廷与西域诸国建立比较稳固的联系。西域马匹成为汉代官司方贸易的一项特定项目。

张骞第二次出使返归长安，乌孙派使者随带好马数十匹答谢。公元前105年，乌孙又向汉朝求娶公主，以乌孙马一千匹作为聘礼。于是，乌孙马便最先被称“天马”。汉将李广利征伐大宛，从大宛得良马数千匹，此后，“天马”的美名就被大宛马取代，乌孙马改称“西极马”。大宛马汗出如血，又名汗血马。相传是家马与野马交配而生，“西极马”和“天马”成批运入关中地区，促进了汉代养马业的发展，马匹成为人民生产、运输的有利工具。汉武帝时，仅中央直接掌管的军马就达40万匹之多。城乡、田间也到处可见马匹发，或耕或民用或军用。东汉时，月氏马传入中国，月氏成为主要的马匹输出国。马匹发的大量输入，一方面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改进和交通运输都有很大帮助，推动了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汉朝军事力量的壮大。正因为马匹对汉代社会之重要，所以汉代典籍不断提到马匹的输入、饲养等。

 

2．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中国上古时代物质生活简陋，蔬菜的种类很少。战国、秦汉时期，最主要的蔬菜有五种，即《素问》中所说的“五菜”：葵、藿、薤、葱、韭。其中以葵为首。直到唐代以前，葵菜都被尊为“百菜之主”。葵菜现代有的地方称之为冬寒菜，植物分类学上称为冬葵。藿是大豆苗的嫩叶。薤（xie ），也叫藠（jiao）头。

张骞出使西域，使中西交通畅开，品类繁多的西域瓜果、蔬菜和豆类，移植汉代中国。由于张骞凿空之功，许多从西域传入的作物、植物，都托附张骞名下。

从西域传入的瓜果、蔬菜和农作物主要有薄陶、苜蓿（mu xu）、安石榴、黄蓝、胡麻、胡桃、胡豆、胡瓜、胡萝卜、胡荽（sui）、胡椒、胡蒜等。

葡萄旧称葡桃或薄桃，译自伊兰语，是大宛特产，汉武帝开西域，出使大宛的汉使取葡萄种，栽于长安，以后扩展到“肥沃地”。东汉末年，又从西域引进葡萄酒的酿制方法。[32]

苜蓿，或称光风草，连枝草。原生米底，大宛、罽宾均产。汉将李广利从大宛得葡萄、苜蓿种，在长安宫殿帝善加栽培。天马嗜食草地蓿，于是广种苜蓿。

安石榴，即石榴，原产大夏、安息、印度一带。相传，张骞出使大夏，得涂林安石榴。归国后移栽中原。涂林是梵语Darim(石榴)的音译，安石分别指安（今布哈拉）、石（今塔什干）二国，石榴因此得名。西晋至唐，石榴常写作“ 留”或“若留”。

黄蓝，一称红蓝，红兰花，传说也是张骞从西域带来，可以入药，用作染料和燕支（胭脂），原产与印度，盛产于罽宾。

胡麻……胡蒜等的传入，都托附张骞名下。其实这些植物中的大部分是在他之后传入中国的。石榴、黄蓝、胡椒都是在西晋以后才见于史籍记载。胡麻、胡瓜、胡萝卜所出史料则更晚。

胡麻，即芝麻，原产大宛。胡桃即核桃，原产波斯。胡豆，包括蚕豆，豌豆和野豌豆，都从波斯和中亚传入，最早见于《古今注》。胡瓜，在4世纪初石勒（生卒274—333年，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羯族人）避讳改名为黄瓜，原产埃及或西亚，乌孙，大月氏和匈奴都种植。胡荽又称芫荽（yan sui）别名香菜，4世纪初石勒避讳改名为香荽。胡蒜即大蒜，东汉引入中国。

此外，从西域还传入许多香料，主要有印度的胡椒和姜，阿拉伯香岸的乳香，索马里的没药，芦荟（hui）、苏合香、安息香、北非的迷迭香，东非的紫檀等。这些香料运到中国后，不仅充作统治阶级奢侈生活中的装饰和薰香料，而且，也供给日常生活中照明、医疗之用。

上述这些从西域传入的作物、植物和香料，大大丰富了汉人乃至以后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许多食物或成为中国人民的日常食品。物质生活的丰富，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3．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生活，出现了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融合的趋势。

在两汉，以绘画艺术、音乐、乐器、舞蹈、杂技以及佛教为主要内容 的西域精神文化开始大量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生活，并对汉族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西域文化的输入及传播，出现了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相融合的趋势。

①绘画雕刻艺术

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约78120年?)统治时期，出现了以犍陀罗(Gandhara，即今巴基斯坦西北境之白沙瓦)和马土腊为中心的两大艺术流派。犍陀罗艺术以希腊式的装饰手法表现印度佛教的题材，有时直接模仿罗马的题材。迦腻色迦王（Kanishka，120——161年）统治时期，贵霜王朝达到极盛（领土北起河中地，南至印度河口和德干高原，东至孟加拉西部），一度越过葱岭，入侵于阗、莎车和疏勒。随着大月氏贵霜王朝在葱岭以东的政治扩张以及印度人的商业活动，在东汉时期犍陀罗艺术开始在新疆境内流传，并逐渐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

汉代盛行在石上、砖上画像、雕刻。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神仙羽人和裸体人像，与希腊罗马雕刻中的表现手法在艺术构思上存在着一致的地方。希腊罗马雕刻盛行裸体神像和人物像，常见有翼的裸体天使和爱神埃洛斯，这种艺术风格比犍陀罗艺术略早输入中国，并与中国大地上原有的神仙方术的道家艺术相结合，出现神仙羽人、有翼羽人的形象（东汉早期，河南唐河汉墓画像石；东汉晚期，山东嘉祥武氏祠建于147年，石室画像石）。裸体人像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葬）。

希腊罗马流行的忍冬纹图案也在西汉时代由印度和中亚逐渐流入中国内地。（洛阳西汉卜千秋墓画云彩中出现了最早的忍冬纹。）到了两晋南北朝时代，忍冬纹成为佛教石窟主要的装饰纹样之一。敦煌早期石窟中可见忍冬纹样。

②音乐、乐器、舞蹈等

西域传入的乐曲和乐器，在汉武帝以后，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乐器和乐曲。西域乐曲常和乐器、舞蹈同时流入内地。其中有一些乐曲来自印度和中亚细亚，再经中国的音乐家加以配曲，创作新的曲调。（如《箜篌引》《胡徊调》，蔡文姬作《胡笳十八拍》、《鼓吹曲》等。）

西域乐器琵琶，箜篌（kou hou）  篥（bi li）、笳、笛、角都在汉代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乐队的表现力，使中国传统的歌舞乐调起了很大的变化。西域外来乐器逐渐成为中国民间传统乐器，中西合璧，西为中用。

琵琶大致分为曲项（四弦）和五弦两种。曲项琵琶自波斯传入。四弦贡项琵琶由龟兹中转传入内地，又称龟兹琶琵，五弦琵琶由印度传来，形体较小。推手却日批，引手却日把，故最初写作批把。在秦汉时代，中国有一种传统乐器，叫秦汉子，与琵琶相类似，后改称阮咸。（南朝梁简文帝时，曲项才传入南方。）

箜篌，是印度古老弦乐器。箜篌出音译。汉武帝时传入七弦箜篌，用拨弹之，横放弹秦，形似瑟而小。东汉时，又从新疆传入竖箜篌，张二十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竖箜篌源出埃及，由亚述、波斯东传新疆。

在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箜篌和琵琶成为弦乐器中的主乐器。

篥，又称筚篥（bi li）、、笳管，是一种簧管乐器。它是一种龟兹乐器，也有人认为出自天竺或中亚。汉代传入内地。形状似管，有孔，竖吹可以发音。初用骨制，后改用竹制。

笳，又称吹鞭，是匈奴牧马人的马鞭，以羊角为管，芦为头，故称胡笳。相传由张骞带传内地，成为军种的主要乐器。胡笳是匈奴常用乐器，有大胡笳（大gu）和小胡笳（小gu）两 种。东汉末年，蔡邕（youg）之女蔡文姬被匈奴所掳，留左贤五部伍中，闻笳而作十八拍。

胡角，是 族牧马人用牛角制作 的乐器，本用于胡笳的伴秦，后渐推广。张骞归返长安时，将胡角传入。，在高昌乐中角成了牛角形的铜角，宁代改用皮革、竹木制成，后来在内地成为民间吹鼓乐听大喇叭，又称号筒。

笛，原作篴（di笛异体），又名   。秦汉时，羌人之笛传入中原。汉武帝时丘仲对笛加以改进，称为胡笛。最初也用羊骨或鸟类骨头制作，后来才改用竹木。印度人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也已用笛（vana），羌人的笛也许与印度笛有联系。（辞海“笛”：古笛为竖笛，即后世的箫。古时？）

西域的舞蹈和杂技，在两汉时代也陆续传入内地。印度等地垢裸体舞，也传入内地，这种舞蹈与儒家思想支配正气汉代封建礼教悖逆。

杂技在汉武帝时，已由传统的角抵戏，发展成节目繁多百戏，如走索、倒立、打鼎、戏狮搏熊等。吞刀吐火、屠人等幻术（魔术）也从大秦国传入汉地。

西域文化的传播，到东汉晚期达到高潮。汉灵帝（168—188年）非常喜好西域艺术和风俗习惯，常穿着商估（胡）衣服，饮宴作乐。在他介导下，首都洛阳盛行西域风尚，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等成为上层社会所追求的奢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来自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文化风尚逐渐与内地的汉族文化融合在五起，成为东汉末年黄河流域流行的习俗。

在饮食起居、文化娱乐等方面，西域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文化内容。

4．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中亚、西亚、南亚印度诸国人民的友谊随着文化交流的开展，汉朝和中亚、西亚、南亚诸国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外交往来，使中国人民和这些地区的人民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联系和友谊，开阔了中国人民的视野。

在西汉时代，汉政府就已与康居（锡尔河以北的游牧地吉尔吉斯草原、锡尔河以南的粟特地）建立联系。张骞通西域，康居和汉建立了经常的往来。公元前36年，西域副校尉陈汤曾出征康居，帮助康居人打败了匈奴单于郅（）支。（是役，汉军曾经和郅支统率下的罗马军团有过军事上的接触。见沈福伟书，第37页。）公元前11年，康居又派侍子入汉，表示愿意通好。康居使者常取南道通贡，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敦煌、酒泉和南道八国为接待使者付出很大代价。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曾派副使到安息国都番兜城（赫康托姆勒斯）。汉使返国时，安息也派使者到长安，向汉献大鸟（驼鸟）卵和犁轩的眩人（魔术师）。安息和汉首次建交后，双方使节和商贾不绝于道。

5．随着中印文化交流的开展，佛教逐渐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关于犁轩、犁靬（jian）、犁鞬、大秦

对于犁（黎）轩、犁靬（读音jian）、大秦、等名的考证，由来已久。过去通行的说法是将《史记》、《汉书》中的犁轩或犁靬统统当作罗马帝国，至于其原音则众说纷纭。公认的说法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关于“黎轩”国所在，争论很大。较有影响的观点有四：

一说黎轩一名源自西亚城市Rekam（即那巴提国首都Petra之别名），表示叙利亚和东罗马帝国的东部。[33]一种观点主张，黎轩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的亚历山大城。[34] 张绪山认为，以上两说无法说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所记黎轩方位上的矛盾（《史记》说犁轩位于安息之北，《汉书》说黎轩位于乌弋山离之西，乌弋山离大致在今阿富汗西部地区），更无法说明以下事实：在罗马帝国建立后，Rekam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仍然存在，中国人为什么以“大秦”（罗马帝国）一名取代“黎轩”，中国人对“黎轩”国的了解为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愈见减少。他认为，“黎轩”国只可能是指塞琉西亚帝国。“塞琉西亚”，希腊文作Σελε  υκεια，读音与“塞犁轩”相近，但以中亚语言的读法，很有可能读作黎轩、犁靬，因为希腊词的开头音节在中亚语言中被略读是常有的现象。《史记·大宛列传》称安息“北有奄蔡、黎轩”，可能是因为张骞最初从大夏人那里听到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城地的情况，当时大夏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希腊殖民地保持商业往来。由于二者同属一个种族，张骞将本属于塞琉西亚帝国的“黎轩”一名用到了希腊殖民地上。《汉书·西域传》对于黎轩位置作了改正，将它置于乌弋山离之西。《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成书时，塞琉西亚帝国已被罗马帝国所吞并，所以又有“大秦国一号犁轩”之说。[35]

沈福伟则认为，《史记》所记的犁轩，在中亚木尔加布河以西的特莱西那（Traxiane），《汉书》中的犁靬，则在乌弋山离以西（《汉书》说乌弋山离“西与犁靬、条支接”）。《汉书》中的犁靬并非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而是指波斯湾北岸的亚历山大里亚，在古拉希坎特附近。《后汉书》卷88所记的犂鞬，则是指埃及的亚里山大里亚。[36]

在西汉时代，对新兴的罗马帝国还没有正式称呼，

奥古斯都（前30—公元14年）时代以后，罗马以亚历山大（埃及）为基地，积极开展东方贸易，海上运输十分活跃，于是中国才和罗马世界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后汉（东汉）时代才知道罗马帝国。《后汉书》卷八八说：“大秦国一名黎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国即指罗马帝国。

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大”与“泰”相通转。“秦”指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

西晋时，称罗马帝国（主要指东罗马帝国，）为拂菻（初次出现在《前凉灵》。见《太平御览》卷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