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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两汉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
第三讲 两汉和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 本章教学重点提要：掌握丝绸之路开辟的历史背景，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南、中、北三道形成的具体经过，丝绸之路南、中、北三道的具体走向，汉与西域各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对两汉社会的影响。（6—7课时）
一、丝绸之路的形成 1．张骞和中西交通 （1）张骞通西域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秦朝和汉初，匈奴迅速强大，东败东胡，西破月氏，迫使月氏从河西走廊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并在公元前139年——前129年迁移到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大夏（即吐火罗,Tokhayi，也即巴克特里亚Bactria），称大月氏；小部分月氏人留在昆仑北，号称小月氏。[12]这时，天山南路城邦国家有三十六国，其中二十六国（楼兰等）都在匈奴控制之下。天山北路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以乌孙人为主，也服属匈奴。 匈奴的日益强大和侵扰，对汉朝构成一大危害。汉初六十年，国力尚未恢复，对匈奴只能采取和亲政策。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王昭君出塞，嫁呼韩邪单于。 河西走廊是祁连山以北，合黎山和龙首山以南一条长约一千公里的峡谷地带，南北宽度为一百至二百公里。秦汉时代，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祁连”即“撑犁”之音转。显然，当时匈奴人和汉人把乌鲁木齐以东的天山东段与祁连山混为一谈。 西汉初年，匈奴控制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割断了中国内地与西域各地、各国的贸易交通。 汉武帝为了解除匈奴的威胁，恢复与西方各地的贸易交通，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招募人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人夹击匈奴。汉中郡成固（今陕西成固县西北）人张骞应征，带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往西域各地，进行联络、考察的代表团。由于张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派遗出使西域的使者，为中西交通孔道畅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史称张骞的事业为“凿空”（《史记·大宛列传》）。 张骞通西域的主要目的，是游说大月氏（第一次出使）和乌孙（第二次出使）联合抗击匈奴，而汉人出使以及抗击匈奴战争则成为中西交通得以畅通和稳定的手段。 (2) 张骞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贡献 张骞第一交出使（公元前138—前126），历时13年。西行最远到达了大宛、康居和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吞并了大夏）。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和大月氏缔结盟约的目的，但获得了有关西域各国的地理、物产、军事知识，了解了许多匈奴的内情。使汉武帝知道汉朝与中亚各国打交道，不仅在军事上极有意义，而且在经济上也会对汉朝产生很多效益，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器重中国财物。这推动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官方贸易的开展。 张骞在大夏时曾见邛（西昌附近）竹杖、蜀布（土芦布、棉布），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商人从印度得来。于是，张骞归国后，提出开蜀道通身毒（音juandu，印度），发展与大夏的贸易关系之建议。公元前125年，他还受命由蜀郡重新开通西南夷，至昆明一带受阻，未成。但是，张骞的建议、身体力行，对此后南方丝绸之路的重开和畅通，起了推动作用。 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游说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与汉联合抗击匈奴。（前115年返回。）这次，张骞率随从300人，还带了许多副使，又带牛羊数万，金币帛值数千万之多，积极发展和西域各国的友好国家。这次出使，原定联络乌孙共击匈奴之目的虽未达到，但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张骞分派随行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和阗）、扜罙（音wumi，今策勒）及其邻近国家，这些副使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于是西北许多国家都和汉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这是中国中原王朝和西域国家第一次正式的外交往来关系。随着正式外交往来的确立，官方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 公元前126年，大月氏吞并大夏，大夏故地也成为大月氏的国土，大月氏随之定都到阿姆河南岸的临氏域 （一作蓝氏城，今巴尔克）。因此，张骞第二次出使所派副使，到过大月氏和大夏故地，而并非到过大月氏和大夏（国）。 张骞之后，长安形成了出使西域各地的热潮，许多青年争相前往。汉王朝每年派出的使团，多则十余次，少则五六次；每次或百余人，每次或十余人，或百余人，因而“使者相望于道”（《汉书·张骞传》）。相传西域的葡萄、胡桃、石榴、胡豆、苜蓿等，都是张骞和其后的使者带回中国内地的。西域诸国的使者和商人还带来了汗血马、香料、宝石、火浣布（即石棉布）、巨象、狮子、大雀（驼鸟）等。我国的线绸、漆器、竹器、铁器、金银器，以及煤炼钢、打井技术和先进的农耕经验等，也大量传向西域。这种交通往来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至今为人们所称谓的丝绸之路，从张骞的时代开始，就相对稳定下来，成为中国和西域各国的通商、通使之路。 2、汉朝对西域的经营 公元前123—121年，张骞助卫青出击匈奴，取得胜利。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年仅20岁）率军西进，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岸）下和张掖祁连山下，破匈奴军，大获全胜。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4万人归降。于是，黄河以西、罗布淖尔以东匈奴全被肃清，汉在河西走廊设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全被打通。 汉收复河西走廊后，随即把秦长城加以整修，把长城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向西延伸到了酒泉，并在长城沿线开荒屯田。 酒泉鼓楼建于公元346年（十六国前凉），有四门通向东西南北，各门上题四字：“北通沙漠”，“南望祁连”，“东迎华岳”，“西达伊吾”。 公元前111年，汉朝进一步分酒泉西部之地设敦煌郡，分武威西部之地设张掖郡，这就是河西四郡。 公元前108年，汉朝又把长城西延至玉门关。玉门关位敦煌县西160华里（位于今小方盘城，玉门关周回120公尺，高3丈，占地633平方米），它的东南部还有一个名叫阳关（今敦煌南湖乡古董滩一带）的关口。两关成为东西交通必经的孔道。阳关在敦煌龙勒县（唐属寿昌县）西10里。该关在玉门关南，故号阳关。阳关与玉门相距约50公里。[13] 公元前99至96年，汉政府修成敦煌至罗布泊（盐泽 ）一段长城。自盐泽以西，只修亭而不修障，即只有烽燧，而没有长墙，称“列亭”。 汉宣帝初年（在位前91—前49年），将军郑吉奉命守护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南道各地。公元前60年，匈奴西部的日逐王先贤掸率众归汉，北道打通。于是，汉王朝任命郑吉除管理南道各地外，兼护北道各地，因而称为“都护”。设都护府于乌垒城。“都护”是汉朝廷设在当地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交通安全的最高军政长官。 西域都护府最初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辖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南北，包括乌孙、大宛、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初为36国，后增至50国）。从此，狭义的西域（葱岭以东），包括南、北疆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列入汉代的版图，帕米尔以西、以北的大宛、乌孙都在都护的统辖之下。都护的设置，对巩固中原地区与狭义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关系，发展西域地区生产，保护东西商路畅通，都有积极作用。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鄯善亲汉。次年，班超平定疏勒。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遗甘英出使大秦，至安息西界而返。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返至洛阳。他留居西域凡30年。 3、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形成。 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在西域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走向的南北二条交通孔道。 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安西到敦煌，敦煌郡龙县有玉门、阳关，由此分南、北二道。（见《汉书·西域传》卷九六上。） 南道出阳关（今南湖）西南沿阿尔金山北麓至伊循（今新疆木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且末（今且末）、精绝（今民丰）、扜罙（wu mi，今策勒）、于阗（今和阗）、皮山（今皮山）、莎车（今莎车），由此经蒲犁（今塔什库尔干），越过葱岭，出明铁盖山口（阿赖山脉，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喷赤河上游至大月氏（定都巴尔克）和安息（赫康托姆菲勒斯）。这是南道干线。 翻越葱岭二条路线：一是从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到克什米尔（玄奘归返时即走此线。）。二是沿克孜勒河到今天新疆的乌恰县（乌恰在喀什西北96公里，阿图什西106公里），由该县城沿克孜勒河西行90公里，到达一个名叫乌鲁克恰提的山谷盆地，再西行到克孜勒河源的西姆哈拉（东经74度偏西），翻越葱岭，到大宛。即：乌恰 —乌鲁克恰提—西姆哈拉—过葱岭—大宛。张骞第一次出使到大宛，很可能走此线。 南道又有若干支线，其中主要的一条支线是： 从皮山西南经乌秅（cha ）(巴勒提特 、罕萨)、悬度（特鲁以东）到罽宾（喀布尔河下游和克什米尔，国都循鲜城，即今查萨达），出开伯尔隘口，经过喀布尔西南到达乌戈山离（以锡斯担的亚历山大里亚—普洛夫达西亚为国都）。据《汉书》记述，南道至此而极。此道再经伊朗南道可以转北而东到安息国都番兜城（今赫康托姆菲勒斯）。
北道走向略有变化。在公元前60年汉设西域都护以前，北道走向偏南，即出玉门关西行，过榆树泉，经巴什托克拉克，穿越汉代称为白龙堆的罗布泊碱滩北头，由罗布淖尔北经楼兰，[14]沿孔雀河北岸西抵库尔勒，再往西到焉耆（今焉耆）、轮台、龟兹（qiu ci）（今库车），西去，与后来的北道相接。这条路（玉门关—库尔勒）经过楼兰古国，又称楼兰故道，直到4世纪中叶塔里木河（下游孔雀河）改道，楼兰废弃，交通才绝。张骞通西域，即走楼兰故道。这条路需过白龙堆，缺乏水草，行旅艰困。楼兰当道，亲汉，常迎送汉使。从焉耆分路往东南走835里，至车师前国（吐鲁番）。 到汉宣帝时期（前91—前49年），在公元前60年以后，由于匈奴被逐到天山以北，加上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北道畅通，形成相对稳定走向的北道，北道走向北移。具体走向为：出玉门关（今小方盘城）西过白龙堆（罗布碱滩）至罗布淖尔西北的楼兰，转北绕道车师前王国（吐鲁番西雅尔湖，在汉初，交河故城是车师前王国都城），转向西南取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危须（博斯腾湖以北的乌沙克塔尔）、焉耆、轮台、龟兹，再至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尉头（今阿合奇）至疏勒（今喀什），经捐毒（今乌恰，今设伊尔克什坦口岸），从西姆哈拉越过帕米尔高原到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康居（撒马尔罕及其附近）。从康居西北可通奄蔡（咸海东北），向南可到大月氏，西南可通安息。在疏勒和策勒之间有路可通，南北二道可以交汇。 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汉与匈奴互争车师国获胜，把匈奴从伊吾、吐鲁番赶走，因此行旅者得以避开艰难险阻的白龙堆，改行伊吾入吐鲁番道。又在前人走出的路上形成了另一条更偏北的交通干道来，即从敦煌出玉门关，向西北经星星峡到伊吾（今哈密南），[15]再从伊吾北行31公里到达天山南口，过天山到天山北口（地名口门子），再西行到巴里坤（汉代蒲类国），西行10余公里到巴里坤湖（蒲类海，长约10公里，宽约3公里），再往西走150公里的草原、戈壁，即到木垒县城，再往西到奇台县和吉木萨尔，[16] 然后沿天山北麓到卑陆（今阜康县东）、单桓（huán）（今乌鲁木齐以北）、乌贪訾离（呼图壁南），西出特克斯河至乌孙（依什提克），然后至康居，奄蔡。这条路也有人走成从车师前王国转车师后王国的。随着这条干道走的人增多，原来的北道（楼兰—龟兹—疏勒）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一段就逐渐被称为中道；到三国初，该道就正式被称为中道了。
（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在帕米尔以东、敦煌以西形成南北二道，在北道的北边也逐渐形成另一条交通要道。到三国初期，正式形成南、中、北道三道，西汉时的北道改称中道；南道、中道均在天山以南，北道在天山以北；南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中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 北道过天山后基本上循草原和河流而走，因此又被称为草原道。（伊犁河—中亚细亚草原—伏尔加河和里海以北的草原路。） 隋代，裴矩（？—627）写成《西域图记》，正式列商路为三道。北道通向伊丽河（伊犁河）、碎叶城（苏联吉尔吉斯境内楚河南岸的托克马克城），西行可直达黑海、地中海之滨；中道主要通向中亚各国和波斯；南道则通阿姆河以南各国及北印度。（参见《隋书·斐矩传》，《新唐书·地理志》） 这些交通路线的局部走向有时受民族斗争的影响而改向或绕道。汉平帝元始年间，避白龙堆 ，改走伊吾入吐鲁番道，即是一例。又如，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往来不可能利用北魏控制下的河西走廊，因而从四川的益州（成都）走吐谷浑统治下的青海柴达木盆 地进入西域便成了主要路线。同样，在唐末五代，由于民族斗争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从灵州（今宁夏银川）经回鹘境而入西域的路线就起着沟通东西的作用。 4、“丝路”名称的由来 长期以来，人们总想根据东西方的有关记载，给东西往来的交通路线起一个适当的总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里希霍芬（F.Von Richtyofen）出版了《中国》一书，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了“丝路”（Seiden—strasen）一名（《中国》第1卷第10章《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诸民族交通往来的发展》，柏林，1877年版）。这在当时就得到从多学者的赞同。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其《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中，对丝路做了进一步的文献考察。并将这一考察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于是“丝路”之称就正式确立。（参见沈福伟书，第35页，注①） 5、“南方丝绸之路”—中印缅道 所谓中印缅道，即从云南入缅甸到印度的交通。 至晚在公元前三世纪时，中印缅道就已出现了。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春秋晚期墓中出土的一颗蚀花肉石髓珠，便属仅见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前伊拉克和印度河流域文化遗存中的早期产品。云南使用贝币也受印度影响（海贝）。 这条道路，因地势复杂，分支、叉路颇多。主干道大致分为四段： A．从锦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邛都（西昌），由雅安往西，过大渡河，越二郎山，走甘孜，越雀儿山品，可达昌都。在古代，雅安是川芷，川滇交通重镇。 B．邛都沿安宁河南行，经德昌、会理、黎溪，渡金沙江，到永仁，姚安，达南华（今云南省地名）。（南华向东，经吕合，楚雄，禄丰，可达滇池。） C．由南华向西，经普朋，风仪，大理，永平，渡澜沧江，达永昌郡治不韦。 D．从不韦西行，翻过高黎贡山，经龙陵到畹町镇，由畹町镇过瑞丽江，同现在缅甸的木姐相接。由木姐有路通印度恒河流域。溯恒河向西，可到印度的华氏域（今巴特那）、曲女城（开瑙季）北上五澡流域，越过开普尔山口直达巴克特里亚，与西域绸之路南北道相接。 这条大路，南可以到达缅甸、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同暹（xian）罗湾，安达曼湾，安达曼海和南海上的交通相联；向西可到印度、中亚，同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的海上交通联结，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接。 这条通道，在中国西南地区，尚有不少分道可通泸州、宜宾、贵州、巴县、重庆及荆州等地。它将印度、缅甸和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衔接起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印交通大动脉。[17] 公元3世纪初有一批四川的佛教僧侣（约20多人），就从这条中印大道结队来到东印度巡礼。（义净《大唐求法高僧传·朝慧轮传》。引自沈福伟书，第50页。）
二、汉与西域各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一）中国丝绸、漆器和铁器的外销 当汉通西域时，中国之丝绸不仅早已闻名于西方各国，而且生产量已足供行销国外。《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时，能工巧匠6天就能织锦、绫一匹，一年能织60匹。当时从事丝织者约有100万人。一年全国产量估计不下6000万匹。而且，汉代已设有官营产丝机构。[18]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政府自民间征集的绸、帛就达500万匹，可见当时纺织业的兴盛状况。[19] 两汉时代，封建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丝绸、漆器独步世界。当时，从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史记·大宛列传 》）丝绸贸易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大宗贸易。汉代丝织物总称“缯（zeng）”、“帛”，丝织物的纺织工艺基本上达到完善程度。（长沙马马堆出土西汉初年的一件素纱禅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仅重48克，不到一市两。）在新疆，中亚和西亚，丝织品成为最受信任的通货和高级馈赠品。所以，汉朝给匈奴的赏赐均有丝织品。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罗马的凯撒曾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当时被认为奢侈至极。 汉代运丝的商队通常由政府官办，称为使节，实际是官办的贸易队伍。公元前121年，武威、酒泉两郡设置后，汉和中亚、西亚的贸易大有起色，每年都派出成批使团随带大量的牛羊，缯帛和黄金 ，用骆驼和驴作为运载工具，跋涉于沙漠、碱滩、草原和峡谷之间，和远方的塞人、大月氏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希腊人交换商货。从中国出发的队商，在西汉时人已经跨过阿姆阿，进入里海北部，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北印度，甚至到达地中海滨的条支（安提阿克），有的还到了罗马。 中国的丝绢大都由外国商人运出，并非都由中国人输出。公元—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公元23—79年）（著有《博物志》）说，“赛里斯人并不等待出售商货，贸易都有外人到来成交。”《史记》也曾指出，西北外国使，成批到来，络绎不绝。 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公元前64年，罗马人侵占叙利亚，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迅速增加。加上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交通和以保障，因而中国丝绸销路大开。自恺撒以后，罗马男女贵族争穿绸衣。教堂也开如习用绸幕丝帘。公元后几个世纪中，罗马城内的托斯卡区开设了专售中国丝绢的市场。公元二世纪时，丝绸在罗马帝国极西的海岛伦敦，风行的程度甚至“也不下于中国的洛阳”。[20] 普林尼曾大致估算，罗马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在付的货款，在一亿赛斯特（sesterces）上下，约合十万盎斯黄金（约3110公斤）。罗马黄金确曾大量流入印度和中国；罗马钱币在德干高原和南印度各地都有成批出土，在中国山西也发现过公元14—275年间的罗马钱币。罗马帝国黄金储备在奥古斯都（前63—后14年）统治的全盛时期，曾达十七万九千一百公斤；巧合的是，公元23年王莽死时汉朝库藏黄金七十万斤（七十匮），折合十七万九千二百公斤。估计从公元前31年到公元129年的220年间，罗马因东方贸易而损失的价值约合1930年的一亿英镑，平均每年损失45万4千5百万镑（454545）英镑。（参见沈福伟书，P59；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5—86页；F.Hudson，前引书，pp.98—100。） 这种入超贸易，迅速消耗了罗马财力，导致国库亏空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时期的中国漆器、铁器、软玉、 陶等输往中亚、西亚、北印等地区。喀布尔北七十公里的帕格曼、巴基斯坦古城塔克西拉等地都有考古发现。 （二）冶铁和穿井技术的西传 中国从铁器时代初期，就是生、熟铁并用。欧洲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才有生铁。汉代的铸铁技术名扬世界。普林尼（《博物志》XXXV，41，145）就知道“中国铁”。西汉时发明了由铸铁脱碳的百炼钢，开始用生铁炒钢的新工艺。 西汉时，大宛以西直到安息，铸造铁器的技术不精，缺少锋利坚实的钢铁武器。于是，中亚各国都向中国人学习冶铁技术，大量输入中国钢铁兵器。 在西汉时，汉军征代西域时，有一些土卒逃亡。这些逃亡的汉军士兵直接将铸铁技术教给了大宛、康居和安息民的铁工。公元前2世纪，现在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大宛人）从汉人那里学会了铸铁技术，后来再西传俄国。安息王朝也从中国输入钢铁兵器，木鹿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安息骑兵所用武器由这里入境 ，所以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称安息骑兵武器为木鹿武器。这些中国钢铁又通过安息流入罗马。 中国特有的一种铜锌镍合金，俗称白铜，也在这时传入波斯。波斯语称之为 Xār—Cīnī 阿拉伯语称之为Xār —Sīnī (中国石)。 印度梵文中的钢，有一词作“Cinaja”（“支那生”）就反映出中国钢铁对印度的影响。 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比美。” 穿井开渠的技术也由中国传入中亚和印度。汉武帝时在陕西大荔出现了一种新式的井渠，叫龙首渠，用来控制地下水源和防止沿岸崩塌。井深达四十余丈，井下可以通水。公元前103年，李广利率领30万汉军攻打大宛，这种穿井引水的技术已经传到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列传》） 公元前64年，汉宣帝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