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库尔班·外力：《<西王母>新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3期；钱伯泉：《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3期。
[③]《山海经·北山经》记：“边舂之山多葱”， 葱岭因此而得名。
[④] 《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同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
《山海经·西山经》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
西母王的形象与周穆王一同出现在敦煌莫高窟423窟的壁画上。
参见朱振杰《“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2期。
[⑤] 杜古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9—20，55—56页。
[⑥]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6—48页。
[⑦] 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载《通报》1912年，第727—742页；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50—460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7—29页。
[⑧]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20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⑨]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6——29页。
[⑩] 李志敏：《支那名号原音证》，兰州大学《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第99—105页。
[11] Ctesias之论述，有1884年Miiller（穆勒）的刊本及法国George Coedes的法译本。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65页
[12] 大月氏西迁的时间和路线，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日本学者对此问题费劳最大。桑原骘藏认为，月氏第一次西迁时间在前172——前161/160年间（敦煌祁连间迁到塞王地，即今伊塞克湖沿岸及伊犁河上游地区。）：第二次西迁在公元前139——129年（由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后者西迁大夏。大月氏第二次西迁进入河中地区当在公元前132—130年间。）参见桑原骘藏：《张骞西征考》第16，18页。
黄靖：《大月氏的西迁及其影响》，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13]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97—98页，岳麓书社1987年重版。
[14] 楼兰是库罗来纳的音译，位于罗布泊西北岸，北纬40°29′55″，东经89°55′22″,海拔812处，城略呈方形，东333.5米，西327.0米，南329.0米，北327.0米，总面积10.8240万平方米。参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9页。
[15]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敦煌西出玉门……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
[16] 木垒，奇台、吉木萨尔等地为汉之车师后王国所属。
[17] 参见常霞青《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第196—20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8] 《前汉书》卷572“贡禹传”；另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册，第121页，岳麓书社1987年。
[19]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21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5年第三次印刷。
[20] G.F.Hudson,Europe and China. 1961，pp.68，91.
[21] 陈翰笙：《中亚文化与我国历史的关系》，见《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22] H．H．Dubs，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T’oung Pao，36（1940），pp．64－81；此文的中文摘译，见德效骞《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城市》（H．H．Dubs，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London，1957），丘进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页364—373。
[2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页538—539。
[24]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7。
[25] 例如：香港《明报》1989年1月10日；台湾《民生报》1989年9月29日；《参考消息》1989 年9月30日；《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月12日；《安徽日报》1993年7月26日；《羊城晚报》1998年11月10日。
[26]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页231—238。
[27] 《汉学研究》（台湾）第十五卷第一期，1997年6月。又载《学术集林》第1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页169－202。
[28] 徐苹芳《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页1—8。
[29]《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1985年，页26—33。
[30] 《光明日报》1996年5月14日第5版。
[31]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页71—84。
[32] 参见《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02—104页。
[33] 夏德：《大秦国全录》（F.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eipsic-Hongkong, 1885），第171页。
[34] 伯希和：《大秦之名》，《通报》1915年，第690——691页。
[35] 张绪山：《“中国境内罗马战俘城”问题检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3期，第10—16页
[36]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52页。
[37] 参见《历代三宝记》卷一，《佛法金汤篇》卷一。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38] 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理论。所谓“五失本”，是指五种违反原作面目的情况，并提出对原作语言、句式和文体的处理办法。“三不易”，是道安总结译经的三大困难，提出了“文”和“质”的关系问题。道安要求所译的经书应“案本而传，不令有损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译经应当“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他即反对过于直译，又反对过于意译。他通过对汉、梵两种语言比较研究后，为佛经翻译作出了系统的、规律性的总结。
参见顾钢《我国古今译论之演变》，载《浙江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第46—49页。
[39] 玄奘在译经方面，主张“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多用直译，并善参意译。世人称之为“新译”。在他的“新译”论的指导下，唐代的佛经译作已真正达到了“质之有体，义无所越”之境界。
[40] 魏承思《中国佛教》，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7页。
[41] 840—845年间，日本僧人圆仁适在中国求法，他对会昌之难记述甚详。
[42]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05，200页。
[44] 魏承思：《中国佛教》，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81页。
[45]《法显传校注》，章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6] 据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44页。
[47] 详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44——145页。
菩提伽耶是佛陀释迦牟尼成道的地方，位于巴特纳南150公里处，是佛教徒朝圣的第一圣地。这里有50米高的菩提伽耶大塔、著名的大菩提树（传说佛陀就是在这棵树下成佛的），周围还有牧女供奉乳粥和释迦牟尼影窟等遗址。
拘尸那伽是佛陀的涅磐地，位于瓦纳拉斯北约220公里。这里有雕刻的卧佛像，还有涅槃堂、荼毗窟等。
那烂陀是古印度佛教的教育和学术中心，距离巴特纳90多公里。古代的那烂陀寺有宏大的庙宇，居住有僧侣和学僧1万多名，著名的唐玄奘曾经留学于此。13世纪初该寺毁于战火。1956年新建的那烂陀寺落成，重新恢复古那烂陀寺的传统和光彩。
王舍城也是著名的佛教胜地，佛陀曾在这里的竹林精舍向世人说法，为最早的佛教寺院。附近的灵鹫山有重要的弘法道场，受到广大佛教徒的崇拜。民间传说杭州的飞来峰就是从灵鹫山飞来的，因而它与印度的灵鹫山为姐妹峰。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位于南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的悬崖上。开凿时间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公元9世纪后逐渐荒芜。19世纪初被在此附近演习的英国军队偶然发现。石窟共有29座，环布于高100米、长550米的山腰间。石窟分为两类：一类是僧人居住的佛寺和僧房；另一类是供僧人进行佛事活动的佛殿。整个石窟群艺术价值最高的是壁画。这些壁画题材广泛、风格各异、逼真生动。
[48]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183，187页。
[50]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该书残本，首尾已缺，共存6000多字，经罗振玉收入《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藤田丰八在1910年有笺释。
[52] 中受降城（今包头市西昆独仑河入黄河处）——鸊鹈泉（今内蒙潮可旗西北）——公主城——回纥牙帐（今蒙古哈剌和林北鄂尔温河西岸）。646年，唐灭薛延陀汗国后不久，铁勒诸部沿此路参拜“天可汗”唐太宗，故名参天可汗道。
[53] 《资治通鉴》6324—6325页；《新唐书· 地理志》。
[54] 安禄山本姓康氏，其祖先当是康国人。安禄山到中国后，寄养在安波主，改姓安。所以，也有人认为，他是安国人。史思明，史国人，也有康国血统。他们大概都属于柘羯（读音zhè jié）。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26页。
[56] 据《册府元龟》卷546和《旧唐书》卷8，早在公元714年十二月以前，已有市舶使设置。
[58] 公元397年，东、西罗马分裂，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东罗马帝国。
[59]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87—88页
[60] 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1978年），收于韩儒林：《穹庐集》，第214—2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62] 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88页。
[63] 639年，尼泊尔赤贞公主，又称白利古蒂公主，下嫁吐蕃赞普；641年，唐朝下嫁文成公主。
[64] 王玄策不是僧徒，不能算作求法僧，而是政府使者。
[65] 参见《唐会要》卷47“毁佛寺制”；《唐大诏令集》卷113。
[66]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65页。
[68] 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翻译、研究状况，参见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综述》，载《中西初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67—200页。